日本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它的发展却是不容小觑，如果，把日本近代的发展，做一个简单区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时期，经历了四十五年；昭和时期，经历了六十三年；而大正时期，却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改元的“平成”还要短七年，短得让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准备。不过，虽然，大正时期如此的短暂，但是，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大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在时间上承上启下，还在日本复杂的道路选择中，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甚至，影响了日本几代人的命运，乃至改写了世界的政治版图。
那么，日本的大正时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可以说，在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1912年—1926年，这是一个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随着耳边响起了《喀秋莎之歌》，仿佛将北国风光白雪茫茫的景象带到了日本观众的面前。舞台剧《复活》的大热，女主松井须磨子演唱的《喀秋莎之歌》风靡一时，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繁荣景象。之后，此首歌曲不仅被录成了唱片，还开启了现代流行音乐之滥觞。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根据美方调停的《朴次茅斯条约》，要求战胜国日本放弃战争赔偿。但是，可以获得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所有权，面积达七万六千平方公里，同时，还把长春至旅顺之间的“东清铁路”变为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五年之后，日本吞并了朝鲜，成为了亚洲较为强势的国家。1910年到1920年，这10年间日本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其城市化的进程。从1889年的三十一个城市，迅速发展至八十一个城市，多以军事、工业等趋势进行长足发展。
以东京为例，大城市周边形成了很多“卫星城”，1925年的东京，郊外人数是市区的两倍。城市化进展迅速，农用地改为宅用地，街上出现了很多商品店。当时盛行“中产之家”，也就是社会的主流人群。每天西装革履穿梭于写字楼和独立门庭之间，多有摩登时尚的感觉。特别是当时的男性工作人群，其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足以让妻子在家相夫教子。到了1915年，随着日本打字机的发明，打字员从业者多为未婚女士，当然，除了这些时尚白领外，女性从业最多的职业则为女佣和售票员。从1990年后期到1920年末，社会的变动造就了新的历史认知，彼时社会向中产阶层推送了大量的阅读物，随着文化的高度开化，书籍有袖珍文本，电影也从无到有。当时，中产家庭很喜欢看外国电影，而东京也建设了广播播送站，三年之后，听众甚至高达五十万人。与此同时，报纸、报刊的发行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此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媒化国家，也被后人评为“大正现代主义”。
这里，我们再说一下“大正民主”，说到大正民主，不得不谈及一对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是他们提出了大正民主的核心思想“民主”，本意是：主权在大众、民众的手中。因为，与天皇的理论相悖，特改名为“大正主义”也算是一种妥协。但是，其本质不变，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殊不知，如此诉求早晚会撞到“天皇主权论”的天花板，这种理论的局限性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虽然，大正民主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却也体现了它的价值，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由政党制替换为两党制，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享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样的价值，导致当年的选举人数猛增到了之前的三倍，大大的增强了国民民主的权力。虽然，这个立意很好，也有着看似很不错的理论基础，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黑恶势力占据上风。就大趋势而言，当时的民众与右翼势力在进行着一场此消彼长的博弈。
日本对左翼势力打压已久，手段残酷，1910年无政府主义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检举起诉，因暗杀天皇的罪行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社会运动停滞不前，空前的压力让知识分子不敢说话，而石川啄木书写下的《时代闭塞的现状》一书，就表达了自己对现今政局的看法。到了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有谣言称：朝鲜人将趁机报复。于是，日本出兵，以“维护稳定”为理由，大举杀害了连朝鲜和中国民众在内的二百余人。日本政府不仅打压了行动派人士，还对国民思想和国民言论采取了诸多措施。泷川幸辰教授就曾指出：“通奸之罪不应该仅惩罚女性，如果丈夫犯了同样的过错，理应接受一样的惩罚。”随即，右翼分子就攻击教授，认为他的理念是被赤化的，不符合日本国体。教授无奈之下只好辞职，对此，很多法学部的教授义愤填膺，也跟着一起辞职了。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日本主体，认为：“天皇只是主张治权的个人。”此言论一出，瞬间就遭到了右翼势力的打击，最终，美浓部达吉受到了禁言的处分。
除此之外，在右翼势力的建议下，日本政府设立了“言论管制处”。在报纸刊物上登记发表的内容，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核，尤其是针对问题内容的二改，三改。表面上是在合理范畴下，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却限定了很多人的言论自由。可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左翼势力被封死，就连自己人在说错话的时候，也会受到牵连。由此可见，在大正时期，日本出现的开明、西化的文化氛围，就恍如昙花一现。可以说，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当然不会终于纯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其向社会和现实政治的渗透、蔓延只是时间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本质上说，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实现的路径，便是法西斯化。到了1930年4月，由于内阁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被军部斥责为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遇刺，从而拉开了军部和右翼势力制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 ...参考资料：【《古事记》、《日本书纪》、《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