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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羌汉战争加剧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长期而频繁的羌汉战争不仅使地当边陲的凉州饱经战火，连山西的腹心地带也不能避免。
一、羌人成为东汉的边患
东汉一朝，羌人逐渐取代匈奴成为东汉王朝最具威胁的边患。自从光武帝平陇右、收河西之后，较大的羌汉战争共有五次。持续不断的羌汉战争几乎贯穿了东汉一朝，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此起彼伏、无有宁日。羌汉战争波及到东汉帝国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秦陇一带既有适于农耕的黄土高原、绿洲和河间谷地，又夹杂着宜于游牧的草原地带，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此消彼长的交替过程。
山西地区迫近游牧民族的地理环境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混融的特征，使得山西文化有着浓厚的戎狄色彩；而山东则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有强大的经济、文化优势。直到战国中期，关东诸侯对秦国仍是戎狄。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大，东向拓地，山西自成一独立区域和山东诸国对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东西的地域观念基本形成，东西矛盾开始凸显。秦国最终以锐不可当的气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廷集权的大帝国。似乎不可一世的秦帝国旋即二世而亡，对此当然有许多解释，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秦王朝低估了统一的帝国内部业已存在的东西差异和矛盾，急于强求一致。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东西矛盾依然存在。由于西汉帝国定都长安，客观上必须重视山西地区;而山东人士则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文化优势，通过入仕、向山西移民等途径参与到朝廷政权中来;山东、山西两者之间政治重心功能和经济重心功能的分化，也使得帝国东西两大部分有很强的互补性、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正是由于西汉帝国东西之间有着频繁的良性互动和全方位的对流、保持着一种巧妙的均势，才使得东西矛盾得到较好的协调，矛盾双方能够凝聚在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下，不至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严重对立的程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才使得西汉帝国血脉周流，保持了相当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张力，最终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空前强大的西汉帝国。
二、匈奴不再构成东汉的威胁
东汉帝国定都地处山东的洛阳，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虽然三辅地区由于历史的惯性，在东汉初期仍保持了相当的政治、文化优势和繁荣，但这毕竟已属于落日的辉煌。直到几十年后的章帝初年，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时山东、山西地位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了。凉州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同西汉相比也有所下降，这一变化和匈奴威胁的减弱以及西域战略重要性的下降密切相关。
自西汉武帝通西域以来，汉廷对西域的行动均和解决匈奴问题联系在一起。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匈奴势力对东汉帝国周边的威胁大大降低。但北匈奴的存在和侵扰仍使东汉帝国不得不重视西域的战略地位和向背。正如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的不断侵扰，耿秉所指出的那样:
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
很明显，要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控制西域，而要控制西域又必须牢牢控制通往西域孔道的凉州。在这种战略态势下，东汉初朝廷对凉州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还是相当关注的。随着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的西遁，困扰两汉的匈奴问题大大缓解，匈奴已不再构成东汉帝国的致命威胁。东汉帝国周边战略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自然导致了西域战略地位的下降。
三、董卓之乱的导火索
东汉一朝对西域的经营，远不如西汉那么卖力;对西域的控制也是时断时续，很不巩固。这固然有东汉国力下降的因素，但也是西域战略地位下降使然。西域战略地位下降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东汉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正是因为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减弱，才会在第二次羌汉战争初起时，东汉朝廷弃守凉州之议甚嚣尘上。
东汉在 弃 保之间摇摆不定，很大程度上因为朝廷这种徘徊不定的态度，再加上凉州“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和凉州的地方利益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以至于原本起事时人数不多，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军事、政治意图混乱不一的羌患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巢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千里，野无孑遗”，军费耗资达240余亿，连绵12载之久的巨大灾难。
在这次羌汉战争中，东汉虽然由于要确保三辅安全和防止凉州地方势力坐大等原因，没有采纳放弃凉州的建议，但实际上还是选择了部分放弃的政策：“即在永初五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大大损害了凉州士民的切身利益。举家迁徙他乡对凉州百姓来说，不仅意味着心理和日常生活的不习惯，而且会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
所以在下诏内徙后不久，即永初五年九月，就有汉阳郡百姓杜琦、杜季贡、王信等率众起义，对抗东汉政府，投向羌人一边。这样一来，羌汉战争已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战争。东汉帝国的内部冲突深深卷入到羌汉战争中来，使局势更为复杂，平定羌患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困难。东汉的收缩政策和在羌汉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凉州地方利益的漠视，引起了凉州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可以说正是东汉帝国内部东西矛盾的存在、东西地位的升降以及与此相关的收缩政策加大了平息羌患的难度，成为羌汉战争长期延续的一大主要原因。
反过来，羌汉战争又必将加剧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长期而频繁的羌汉战争不仅使地当边陲的凉州饱经战火，连山西的腹心地带也不能避免。由于战乱，山西居民大量死亡或远避他乡，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东汉的总人口在经历了殇、安、顺、冲、质诸帝时期的停滞不前之后，到桓帝永寿二年又恢复并超过了和帝末的纪录。但广大的山西地区，由于羌汉战争持续不断，局势仍很严峻，缺乏人口增殖的有利环境，所以人口恢复乏力。可见羌汉战争对山西地区破坏之大。战乱本已使很多山西官僚世家遭受重创，逐渐败落。而自和帝以来，东汉又规定郡国察举以人口多寡为标准，这一改革看似公平，实际使人口最稠密的山东地区在入仕机会上占有了更大的优势。
山西人口的大量减少，直接后果便是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降低。山西官僚世家的没落以及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减少，都使东汉帝国的朝廷政权中能够代表和维护山西利益的政治势力大降。山西的政治影响力在立足于关东本位的东汉帝国大大减弱了，山西势力似乎再也无力向关东独尊的政治格局挑战。人口的减少使山西地区人口密度大降，连一向人口稠密的三辅，在东汉中后期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旷土。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汉族人口下降、地广人稀，另一方面被东汉奉为国策的内徙降羌、以夷制夷的做法使得凉州各郡乃至三辅地区的羌胡人口比例大为提高。山西地区汉人和羌人等少数民族之间这种人口数量上此消彼长的趋势以及分布区域上杂居并处的格局，为山西地区特别是凉州一带的汉人羌胡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我们知道在胡汉杂居的客观情况下，是否蛮夷化及其程度深浅还和汉族居民的文化素质有很大关系。
凉州居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这和凉州居民的来源有很大关系。自汉武帝开边以来，西汉政府大量移民西北，这些移民多为底层平民或罪犯，文化素质较低。而东汉一朝弛刑徒徙边已成定制，文化素质低下的广大凉州居民在羌汉杂处的环境下更易于沾染羌胡之风，山西地区的蛮夷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这点从现在的考古材料上也能得到旁证。这些变化使得本来就忘战已久的山东人士更加疏远战阵之事，与山西的隔膜日增。
东汉帝国内部东西之间越来越形成两个社会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区域。山西地区地位的下降，社会文化的蛮夷化倾向，高尚武力、寡于学术的民风都让山东人士产生了轻视山西、视其为化外的心理。东西之间隔阂日深，东西矛盾以羌汉战争为催化剂日趋激化，最终到全面对立的程度。正是基于这种东西矛盾的发展，山西地方势力对以山东为根本的朝廷政权离心力日增。凉州汉人越来越深地卷入羌乱，最后与羌人合流，共同对抗东汉。东西矛盾对立发展到高潮，终于酿成了对东汉朝廷皇权造成致命打击、对关东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董卓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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