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忆旧
请勿误会：我并不是说南开中学的生活水准就奢华“高贵”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这儿的校风，办学精神，与觉民初中真是大不相同了。
我从觉民初中升入南开高中，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南开精神”与众不同。觉民中学是个有名的“棒”校，课程水平高，校规十二分严格，学生“读死书”，课外读物一无所有，气氛沉闷单调。一个初中，数学和英文的教学水平高得令人惊讶──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学三门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外国教科书；英文竟又分设文法、作文二专课，是与普通英语教材三堂课鼎足分立的，其水平可知。在这儿，学生只知重视考试“分数”，列榜名次。
一到南开，立刻不同了──在觉民，我这个“门门100分”的“铁第一”（大考列榜，总平均分数98、99，没有低于97过），只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学生，也几乎是个“小老头儿”。一入南开，少年的精神这才很快焕发出来，变了样子。
高中试行“分组”了，我选了“文”组，因为天性喜文爱艺，于数、理、化、工相远。“文组”的学习、文化活动方式丰富活泼，“分数”不像理科那么“死板”，设比赛，争荣誉，有奖励，但已不同于抠一个死“分数”了。我就在英文翻译比赛中得过奖牌、银盾。奖牌是铜的，铸有图案、格言，皮制的佩带，可以挂在腰带上。
英语教师有顾先生、柳女士，水平都高，口语也稳稳当当，自如流畅。但我那时已经订阅英文报刊杂志，买牛津字典，不满足于“课本”范围了。
国文课最受欢迎的是孟志荪先生的讲授，从《诗经》到李后主的词，都很精彩。他一口道地的“津腔”朗诵南唐李后主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同窗容鼎昌（笔名黄裳）最喜仿学，下课后大声学那声调，抑扬顿挫，音韵铿锵，是我们课余的乐事和趣事。
我们的思想自由得很，什么新旧中外都接触了，如当时一批新作家的文学丛书，精刻本的《梦窗词》，洋文原版的名著……一时是兼收并蓄，无所关碍，也无人干涉。
我们的写作生活也展开了，因为有《南开高中》校刊是发表的好园地，我们经常有文章刊出，包括散文、译文、研究论文，也有诗词创作。我有一次将自作诗词送请孟志荪先生评阅，他在卷后写了两句，曰：“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
我们也开师生联欢会，有社会视察课程，有各种形式的劳作练习。在日寇侵华毁校前，我与四五位同班步行“南下请愿”──要求政府抗日。那种爱国精神，也是南开教育的一大重点。
每逢春秋佳日，或夏季白天日长，课余多暇则晚饭后“遛墙子河”是一乐事，即出校门一直往南走，到墙子河旧址为终点，中间经女校的楼舍。记得与同窗黄裳是每晚必行，行一次则讨论乃至辩论，谈笑风生，旁若无人──主题最集中的就数《红楼梦》为第一位。
那时男女分校，只有到化学楼上大课，女同学才过来，常常是坐在后几排──那是当时唯一的“梯级坐椅”的扇面形教室。教师要穿像医生一样的白外衣制服。
南开女中规定的校服虽无特殊形样，颜色则是规制的，一律是“藕荷”色，很好看。男生远远望之，不免有所咏叹，好像有的说那颜色如同晚霞，“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
三
南开有“社会视察”课，唐明照先生带领我们到各工厂、机构去了解社会情况，不作兴死读书、读死书。南开精神，毕竟不同于一般者，大抵类此。
南开到秋天以菊花驰名津沽遐迩。有一处大花窖，王先生为主持，花种之富之美，不可胜言，每一种都有雅名，如“朝晴雪”、“醉舞霓裳”……十分可爱。
提起这，我还犯过“窃罪”：有一次，二哥来看望我，似是周末假日，到午饭时我自去吃饭，他独留于花窖，并无一人同在，他就将最可爱的一二种名花的幼芽从根上掐下来带走──原来菊之生命力最强，根下衍此幼芽甚旺，只要掐一小段，插在土里就会生根成活，长成大株，养菊爱菊成癖的就如此“偷”取人家的名贵种色。我虽未动手“窃花”，却也作了“副手”，罪有应得。如今，二哥早已不在尘世，而王先生的菊种，不知还如昔年否？记此小故事，或可充为我在南开母校的“佳话”吧！
这些往事前尘，大约知道的人不多了吧？南开中学，美好的回忆，说之不尽。
诗曰：
渤海之滨潞水津，风华年少杂风尘。
读书爱国何尝忘，也有诗文见本真。
(待续）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