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最大规模的唐初造像群
此次发现武德三年造像的石窟位于安岳中部，建于一块长18米、高14的红砂岩崖壁上，造像分5层，现存56龛、250尊。是四川已发现的最大规模初唐造像群。
安岳武德三年双龛佛教造像
造像龛多为小型摩崖龛，高度在50-60厘米，有8龛超过1米的中型窟龛，除一龛开凿于中部外其余多位于山崖最上层，时代应晚于下层造像。龛型为圆拱龛或尖顶龛，龛外多刻有供养人，龛下刻博山炉及双狮，部分龛下有壶门，为伎乐形象。造像内容多为一主尊四胁侍、二力士，也有观音、五菩萨等题材，造像样式与有武德二年题记的绵阳玉女泉道教造像近乎一致，只是较后者，此处造像龛楣装饰更加华丽精巧，龛内造像数量更多，技法更趋成熟。造像均是由东向西，由下往上雕刻，分布紧凑，布局整齐，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的一处造像群。据题记判断，造像多为超度亡故亲人而开凿。经千年风雨和人为破坏，现仅左壁上部造像较完整。
本次新发现的武德三年题记共2处：位于造像区中部高2米的一块突出崖壁上，一处阴刻竖书题记 “今月日大唐武德三年九月八日 弟子□□□为亡□在此□□ ”，题记后半部分遭人为刻划破坏，加上风化，字多已无法辨认。题记下为阴刻的两男两女供养人，最前者成年男子幞头、着圆领袍衫、革带和长靿靴，双手持长柄香炉面对佛龛，身后紧随一同样装扮的小男子双手合于腹前，后一梳双丫髻的小女子做双手合十状供养，一衫子配长裙的成年女子立于最后，推测为一家四口，为夫妻及其子女。
安岳武德三年题记及供养人 图 傅盛
题记旁有大小相近的两龛，为竖长方形双重龛，外龛为尖顶形，内龛为圆拱形，外龛楣有连珠纹，顶部装饰阴刻3尊圆形坐佛，内龛饰连枝纹。两龛都是一主尊坐像二弟子立像二胁侍菩萨立像，主尊及菩萨均为双层背光，外层为宝珠形，内层为圆形装饰连珠纹，主尊双手合于上腹部捧有一物，须弥座装饰采用透雕卷草纹，两侧立二力士带头光，力士脚下各有一狮。两龛在装饰和人物的动作等细节上略有不同。另一则题记则在双龛造像之右，位于造像下部。 “大唐武德三年四月十二日清信□□□女□□奉为亡夫主□□见此造观世音像一龛永为供养 亡息男□□亡女伯亡女三娘 亡女四娘亡外孙□士□□□外孙□□□□娘亡外孙王□□□镌造”，此龛题记多有异体字，题记上方为左右对立的一组供养人像。供养人像上方为竖长方形三重龛，外龛为尖顶形，龛外左右对称刻有一佛二弟子宝珠形装饰，外龛内刻有7个对称的桃形背光小坐佛，并饰有火焰形和回形纹，内龛为圆拱形，拱内再刻饰一层类似幔帐的装饰。主像为一观音立于正中，旁有两带头光胁侍，龛门刻二力士，下有双狮，中为博山炉。龛底部有三个壶门，今已残缺。
安岳武德三年题记及供养人 图 傅盛
神秘戴笠男像或揭开唐初隐秘历史此处另一特点是浮雕供养人多，均在龛下方或左右，现存30多躯，除身着襕袍和齐胸襦裙的初唐世俗男女外，还有比丘形象，甚至出现嗷嗷待哺的婴儿。堪称初唐服饰博物大观。
安岳武德三年戴笠帽供养人造像之一 图 傅盛
除以家庭成员为单位的供养人立于龛侧外，此处还有在造像龛左右相对的供养人群像。供养人的排列与同时期敦煌石窟等均不同。后者基本是以性别为单位，男左女右。安岳的供养人群大多是父母子女男女混合的家族成员在右侧，左侧是由一位带着斗笠状冠的男子手持香炉或物品引导，身后男女供养人服饰也与右侧家族供养人有差异。
安岳武德三年戴笠帽供养人造像之二 图 傅盛
保存最好、造像尺寸最大的一组对立供养人浮雕在造像区中部底层，龛正中是一高浮雕狰狞吐舌的兽面，右下为一家六口，一小儿手持莲蕾站在最前，璞头襕袍的男主人手持长柄香炉随后，左侧领头的是身着襕衫头戴斗笠状冠帽的神秘男性，手中捧如同花束一类物品，身后有三男三女供养人跟随。此类男性冠帽在之前隋唐文物中从未出现过，男子身着正装，显然不会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农夫所戴的草帽。在目前残存的供养人像中，此类带笠男子并非孤例，而是有规律的出现在左侧领头位置，目前残存4龛。此戴笠男子究竟是谁？是否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时的特定装束？还是当时匠人臆想创造的一种非写实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隋唐史专家在研究过照片后推测：戴笠男子可能与当时盘踞安岳的獠人有关。
所谓“獠人”，是对今天壮族等少数民族先民的统称。成汉政权统治时期大批獠人涌入四川，致不少郡县皆废，令朝廷失去了对其的统治。南北朝至唐朝，各政权才开始建置若干州郡县对僚人进行专门管理。安岳便是一例。
《旧唐书·地理志》载 “安岳.....李雄乱后,为獠所据。梁招抚之,置普慈郡。后周置普州,隋省。武德二年,复置,安岳为治所。”可见，西晋末期时安岳已被獠人所占据，南朝为招抚管理獠人才设置了普慈郡（今安岳、乐至和遂宁安居），后周又将普慈改为普州。隋朝撤销。唐朝初建，对于普州（安岳）这一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镇，首先便是恢复普州，主要目的便是针对獠人进行管理，促使其从化外之民逐步转变为“编户齐民”，希望通过编户使其与汉人一样缴纳赋税、服役等，令僚人在新的州县内开始与汉人为主的各族杂居，这成为唐初民族差别逐渐消融的开端。
要对已近40年无人管理的獠人再次进行管理入籍，除招抚和主动归顺外，武力讨伐恐也是重要手段。关于獠人尚武凶残，唐初到中期各地獠人叛乱和暴动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在此大的历史背景下，恢复普州，獠人是否心悦诚服纳入尚处割据战乱四起的新生政权内？唐王朝是否采用了武力战争的手段使其归顺？目前未找到详细记载，联系到此处造像开凿于唐复置普州管理獠人仅一年后，又多为亡故之人而批量开龛造像，是否这座武德三年所建的石窟背后发生过一场不为人知的征服之战？此石窟正是为那场惨烈战争而死的亡魂超度供养？这些精美造像是否是由中原而来的唐朝官员们带来的工匠统一安排建造是进行安抚纳降当地原住民的手段之一？
社科院古代史所专家推测：右侧家族供养人可能是唐朝任命的官员一类的人，所以服饰与中原类似，而左侧戴斗笠者这一边很可能是安岳当地的土著（类似明清的土司），无论是否是蛮夷獠人，其服饰都反映了当地的一种服饰，且有意区别于中原服饰。除男子戴斗笠状物外，跟随戴笠男子身后的女子还披披风（似乎不是中原女子披的披帛，而是一种类似大氅类披风）。由此考虑，男子所戴斗笠状物，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头饰（或裹头方式？），当然也可能是冠戴的物品。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类供养人的服饰就应归入地方土著服饰的范畴，而与中原服饰不同。
土著獠人的推测，造像中还有不少的细节支持这一观点，《魏书.獠传》载： “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獠王的 “角”即水牛角造的号角。石窟中一幅戴笠男子身后确有一男子手执一长弯曲形器物，与记载的水牛角所造的号角相似。
关于神秘人的戴笠冠帽的端倪，南宋人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中似乎也有描述： “西南蛮笠，以竹为身，而冒以鱼毡。其顶尖圆，高起一尺余，而四围颇下垂。”“西南蛮笠”虽与石窟中的笠帽有所差别，但不失为可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也有观点认为左侧戴帽者是隋唐时安岳本地一种招魂巫师的冠帽，而其身后的则是亡故者的形象，戴笠者类似于五代出现的“接引进入极乐世界”的引导者。
将改写四川石窟开凿路线
四川是佛教传入较早的地区，据记载南北朝时已有摩崖石窟造像，至唐宋为鼎盛期，是石窟造像艺术延绵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全省现有石窟近6000处。而四川造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又在安岳，现已发现古代石窟造像400多处，造像近10万尊。
安岳石刻 水月观音
安岳石窟的开凿年代一直未有定论，1980年代据宋《舆地纪胜》之《普州》中有 “郡北小千佛院记,普慈志在开皇十三年(593年)”的条目，有学者认为郡北小千佛院是现安岳千佛寨。但建寺并不等于开窟造像，且县志所载的郡北与现千佛寨位置南辕北辙，乾隆本《安岳县志》内则记载了如今的千佛寨 “栖严寺，唐开元僧元应建岩壁石象千余”，后光绪版县志则更明确了现千佛寨的位置“治西五里大云山。”现千佛寨内最早造像题记为开元二十年（732年）。南北朝之说难成立。1987年，与安岳接壤的大足县发现尖山子造像，第7龛弥勒说法图疑似有“永徽□年八月十一日” （ 650—655年）题记，这是当时川东石窟发现较早的题记。但永徽年间，尖山子属安岳，直到唐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置昌州，管辖大足等县，此处才归昌州管辖。而此次发现的武德造像题记，则清楚无误的证实了安岳石窟造像至少始于初唐。
与已发现在川北阆中石室观南北朝、隋唐道教造像和绵阳玉女泉隋唐道教造像龛相比，安岳的佛教造像与前两者除教派不同外，其开龛、技法均一脉相承，证明了在石窟艺术上“佛道同源”，而安岳此处更趋精美和成熟的佛教石窟，则可看出道教造像借鉴佛教造像，在初唐时尚未形成独立体系，到开元年间的安岳玄妙观道教造像则逐步成熟，至北宋末的狮子岩道教 “三清六御”造像，道教石窟则已完全摆脱佛教石窟影响，自成体系。
左：绵阳玉女泉隋唐造像 右：安岳武德年间佛教造像 图 傅盛
以往曾认为广元是四川石窟北入的起始地，安岳是受广元影响而开始造像，但武德造像的发现则证明安岳的造像史与川北阆中、绵阳等地几乎同时进行。若安岳此处石窟开凿为中原官员带图样和工匠而来，那安岳的石窟开凿是否是直接受中原两京的影响？从笔者目前在安岳发现的众多唐宋造像题材看，很多在广元、巴中等地没有同款，而更多则与洛阳、敦煌关系密切，再由安岳初刻之后影响到毗邻的大足石刻甚至全川。是否安岳在隋唐时期是四川造像的另一个中心，与广元等地并驾而驱？之前学者们认为，安岳年代最早的造像均集中于岳北，如卧佛院、香积寺、千佛崖等唐窟，再传播到岳南以林凤、高升、石羊的宋代造像并传灯到大足。但此次发现武德题记的石窟却在安岳中部。此处武德造像是安岳最早造像还是较早造像？若此处武德造像是以乡社为单位的家庭为主的供养人造像群，那么在佛道信仰浓厚的安岳绝不会是孤例存在，各乡社之间会互相模仿，那意味着安岳还有更多的初唐石窟有待发现，而隋代时已建寺的高升峰门寺区域是否有早于初唐的造像？这些谜团有待今后的考古一一破解。
安岳武德三年佛教造像发现的重大意义，除了佛教和石窟研究外，对初唐时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意义深远，同时新发现的戴笠供养人的头饰也将填补我国隋唐时期的服饰史的一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