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鸠山大学的三位老师

回忆鸠山大学的三位老师

文:殷振志

我是鸠山红专大学复生后的第二批学员,入校时间大约在1974年4月,我高中毕业刚一年多,在家务农,也作为文化青年在村里跑点儿事,比如搞科技试验田、办专栏等,虽前途渺茫却也热情甚高。

有一天,大队通知我去“鸠大”上学,我很高兴。因为那时的青年人虽有学可上,却无“大学”可学。上大学是青年人的梦想,但要由公社推荐,且指标甚少。我不知道鸠山大学为何物,但好歹有“大学”可上,倒也满以为自豪的。后来的经验证明,鸠山大学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鸠山大学云集了一批优秀的教职工队伍,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给了我不同的教益。其中有三位老师,在我学习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们给我的影响很深,我也最敬佩他们。

“政治家”

张海滨

1974年4月进入鸠山大学后,同学们就在谈论着张海滨,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不知出于何故,鸠山大学被砍掉了。曾经为鸠山大学贡献过青春和抱负的张海滨,竟然上书中央,直接写信给康生,为鸠山大学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为此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还专门接见了他。

那时自己小,没见过世面,听到这些事,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啊!有时也天真地想,这次鸠大复生是不是与他也有关系呢?

想到此,就更对他肃然起敬了。后来见到他,更觉得只有他才配做这样的事。那时的他30多岁,风华正茂,长得英俊而儒雅,为人热情而正直。他很活跃,作为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他很善于处理关系,处事稳重而灵活,说话亲切而富于情理,宽以待人又不失主见。他不会激化矛盾,却能将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的发型、神色和风度有点儿周恩来的影子,颇具政治家的气度。让人很愿意接近他,但有一丝敬畏。后来听说了他的一些经历,又觉得他是为理想可以献身的人,他的勇气和胆识也是源于他的抱负。

一次是1958年中国民航学院招生,他作为职工子弟是可以去上学的。但为了鸠山大学,他硬是放弃了去北京上学的机会;另一次是1962年,他去河南农学院深造,由于他的优秀,学校曾想让他留校工作,但他又一次选择了放弃,毅然回到了培育他的那块热土。当时“鸠大”已经停办,但他仍存一线希望,他不甘心“鸠大”就这样消失。所以他才敢于站出来摇旗呐喊,为“鸠大”的生存鼓与呼。当然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和抗拒历史,但他的精神却让人敬仰。当历史和时代沉淀迂回、盘旋推进的时候,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人。

当鸠山大学面临改革的大潮又一次归于虚无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希望。他放弃了曾经的理想,也为自己的理想曾经发出的一丝光辉而欣慰。他无愧时代,也无愧于人生。因为他曾经为他的时代,为他的理想奋斗过。当我们自鸠大分别再次见面时,那是在1986年,他已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又去了县新华书店任经理把一个单位经营得非常好。

“鬼才”

王国亮

国亮老师大约是1974年秋季师专毕业分配到鸠山大学的。和他一起分配去的有好几位老师,但只有他最精神。留短发,前额突出,给人感觉他的大脑很发达;两只眼睛黑又亮,饱满而灵活,寒光逼人;说话小铜声,底气足,不时“嘿嘿”地笑,有种诡秘的味道。

在他面前,你似乎不敢撒谎,他仿佛可以看透你的内心。他为人严谨,处事精明,论道精辟,行动起来有一阵风,既有青年人的朝气,又有长者的老练他给人的感觉是不即不离的,能让人生出一丝敬畏。他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既是管理者又是教书者。作为学校领导之一,他处事不露声色,善于应付局面,有谋士之风。

作为教书者,他富有学养和才华,经常写剧本,有作家之梦。为此,他烟瘾很大,一天两包黄皮许昌烟,一根接一根地吸,以刺激他的思绪和才情。那时他的月工资大约是29元,而一包黄皮许昌2毛5分钱,一天5毛钱,一个月就需要15元,光吸烟就占他每月工资的一半多。作为学生,那时我们连一顿5分钱的菜都不舍得吃,而他竟如此奢侈,如此藐视金钱,觉得他生活得很诗意,很潇洒,有种魏晋人的放达。

然而,最使我钦佩他的是灵性。有一次和他闲聊,不知怎么聊到了字典上,他说最不好查的是四角号码字典。起初他也不知道怎么查,也没请教过别人,就自己有意无意地翻。有一天,翻着翻着,突然就会了。听到这里,我顿时森然,觉得这个人不一般,似有仙人之体。

时间延续到了1977 年。高考恢复后,鸠山大学招进了首批师范生。国亮老师教语文,主攻的是鲁迅专题,这是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中最不好讲的课题之一。但他思接天地,旁征博引,讲鲁迅竟也别开生面,新意迭出。那时的他踌躇满志,辛勤耕耘,经常见到他挟着厚厚的书本健步穿梭的身影。他潜心于治学和教学,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有一次,他说自己所熟悉的一位教授用10年工夫研究鲁迅,他准备用20年时间,不信研究不出成果来。

这时的他,言谈举止中竟有学者气派。后来,鸠大师范撤往漯河,教师分流。他调到县教育局,从一般职员干起,一步步竟干到了纪委书记的位置。2002年,我到县纪委工作不久,他即卸职,赋闲在家。随后听说他研究《周易》,且能应用自如,颇有心得,他能将八卦、六爻课、四柱、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结合起来看,还真让我会心一笑。从知道他顿悟四角号码字典的那一天起,我就深知他有发幽探微的本领。现在,他闲下来了,破解天地之机,徜徉于玄学诡道,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大丈夫”

金盛才

金盛才老师是文殊绳李村人。他身上故事多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其精神操守常人难以比及。他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浩气凛然,蔑视名利和权贵。他一生经历无数风雨,甜少苦多,有耶稣担荷人类罪恶的悲剧色彩,其甘愿自我毁灭的勇气让人撕心裂肺。

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有民胞物与的悲悯情怀,像山一样的坚韧和沉稳。他有哲学家的素养和气质,看问题尖锐而深邃,说话低沉舒缓,富有逻辑,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和肯定。他有军人气概,将才之资,无论得失荣辱,你都不敢小看他,他是那种可以默默无闻但在人的内心仍然可以倚重的人。

约在解放初期,他在许昌高中就读。毕业后参加高考,在高考分数未公布时,军队院校来许昌高中,要特招一批学生到部队院校深造,当时他就报了名,通过考试体检后,他考入当时的沈阳陆军学院。刚到校不久,北京农业大学也下达了录取通知书。他把这些情况向院校领导作了汇报,院校领导说,为了他本人前途,愿走愿留尊重他本人意愿。他当时表态,为了支援军队建设,他愿意留在军队院校继续深造。后因空军急需一批知识型青年,他又被派到空军院校学习,后被分配到北京空军第四航空学校任雷达教员,以后又当过《战士报》记者。

“文革”开始时,他被派到北京无线电一厂作军代表,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他曾在天安门前值勤,并见过毛主席这是他一生感到的最大幸福。后来,他回原单位。当时北京空军第四航校的校长是少将梁军(系林彪死党,因林彪事件被捕)。当时军队两派斗争十分厉害,梁军为拉拢一批势力保自己,就委任他做航校印刷厂的厂长兼党支部书记。而他也没辜负梁军的期望,率领厂里的员工极力保梁军。通过一段交往和观察,他发现了梁军的一些劣迹,随后又反戈一击,造了梁军的反。为此梁军找他谈话,说自己很器重他,并私下里封官许愿,而他竟不为所动。

此时,他的家人已到了随军年限,妻子儿女几个人的户口已迁到了北京。但他思前想后,又劝家人把户口迁回农村,并说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他要和梁军斗到底,并随时准备着复员回农村。果不其然,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这一批反梁军的院校教员,统统被集体复员。复员后他被分配到许昌五中教书,对此他不感兴趣,当时和家人商量,他要回村当党支部书记,要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他这种想法立即遭到了全家人的极力反对,并对他有诸多埋怨。

林彪事件后,他庆幸的对家人说:“当时我在部队反梁军是反对了,我如果跟梁军走,现在也被列入梁军死党入狱了,那可真是死有余辜了,看来是爬得越高跌得越惨。”当时第四航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抓的一个点,和金老师同事的几个教员,由于死保梁军,都被提拔为团、师级干部,林彪事件后都被审查,有两个还随梁军入了狱。

在许昌五中教了大概2年的书,他一心二心想着回禹县,后来正值鸠山大学恢复,他就回到了鸠山大学。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大约40岁左右,一看就气度不凡,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言谈举止坚毅而从容,使人很想靠近他、依赖他。他教政治课,对哲学尤其精通,他对大学里的哲学讲义并不赞成,曾遗憾自己没做个哲学教授。他不是学校领导成员,但总觉得学校很倚重他,而他似乎并不是太合作,常有龃龉的事情发生,有时弄得还很激烈。

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也无意评价他们之间的对错是非,但我宁愿相信他们之间的不愉快更多的是人格与见识的差异,是他那鲁迅式的气质和天生的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他藐视那些政治伎俩,把真理和真诚、崇高和奉献、清白与无私似乎看的更高更重。后来的一件事,他又一次让人见识了他的惊人之举。

他的儿子也在鸠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很快被转为当时禹县的首批“亦工亦农”,有了正式的工作和工资。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想办都办不到的事。但他认为这是学校在照顾他,一个党员干部不应该搞特殊,年轻人的路应该自己走,鸠山大学就是培养农村人才的,应该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当时政治斗争中有反资产阶级法权一说,于是他就从自身开刀,冲破来自学校、社会、家庭的重重阻力,毅然劝儿子辞去工作,返乡务农。

这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当人们都珍视美好的时候,他又一次将美好撕毁给人看。是憨,是傻,是计谋,是邪恶,是深谋远虑,是未卜先知?任由世俗评说。但有一点现在看来他是做对了。80年代初期,除厂矿企业,所有机关、学校、事业单位都在清理“亦工亦农”。这样,金老师的儿子即使当时不回去,事后还得回去。而事后回去很悲凉,提前回去悲凉中带有壮烈,让人间久久回旋着他那股英雄气。

儿子走了,他在“鸠大”的一台大戏也唱完了,他也该走了。于是,没到鸠山大学又一次被解散,他就提前回到了本地的学校教书。他的人生从城市到乡村、从高潮到低潮、从上坡到下坡,也算滚到底了,从此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即使这样,他仍然力所能及地接济和帮助别人,而很少顾到自己的家庭和儿女。

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义无反顾,在弱小众生面前却又菩萨心肠。他常想将自己的一生写成自传,将自己的心灵撕裂给人看,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成行。到了晚年,他思索更多的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和宇宙的本相,他一生都在寻求答案。后来,听说他在研究基督教,按南怀瑾的说法,宗教信仰乃大丈夫之事,非帝王将相所能为。

因为超越自我,跨出世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啊!他一生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人,晚年的他又一次做了回大丈夫。他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人之一。

(来源:禹州市三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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