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竭力强化汉式儒学教育，开创了史上双元教育模式的先河
入主中原后,金朝统治者基于提高女真族文化水平以及加强民族意识的需要,以儒学教育为手段,以巩固政治统治为目的,采取了强化汉式儒学教育、广集人才,创新女真民族教育、加强民族意识等措施,从而形成了汉族教育和女真族教育并行的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官学史上双元教育模式的先河。
金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教育的强大功效,便大力强化汉式儒学教育,以便广集人才,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学校是灌输统治阶级意志,实行社会教化最有效的工具。正如《金文最》所说“治天下者,本乎人才,学校者,人才之所自出,固不可缓。”“学校者,化民之本,仁义道德之所修也,礼乐教化之所宣布也,人才之所作成也,风俗之所变易也,广而言之,则致君泽民之道皆出其中。”史载,太宗时期开始“兴库序,设选举”,试探性地兴办学校教育,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儒学人才。海陵王天德三年年仿效唐宋之制,在中都“始设国子监,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开创了金朝官学教育的先河。此时国家教育体制初具规模。在教育内容上,金朝以中原经史典籍为基本教材,全面推行儒学教育。
据《金史·选举志》所载,学校所用教材“凡经,易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菠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吴疏,孟子用赵岐注、孙爽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驯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粟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惊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
可见,官学所选用的教材均注明了注疏的作者,表明当时统治者对教材的选用和编审是颇为严格的。国子学是国子监的最高学府,设有国子博士,助教、教授、国子校勘及国子书写等。博士正七品,助教、教授正八品,主要负责教学。国子校勘、国子书写官都是从八品,分掌校勘和书写实录。金世宗“大定六年年,始置太学,初养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隶属国子监。”章宗时期,中央官学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史料记载,“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学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摧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所以,金世宗、章宗时期中央官学教育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制度,为全面推行儒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史载“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此景象便是金统治者强化汉式儒学教育的结果。
在中央官学繁荣的基础上,地方官学也迅速发展起来。金朝的地方官学是指各府、州、县所设立的学校,其中主要包括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学等。金初战争连年不断,“而太宗虽诞布文德,以绥远迩,儒学之事,未逞遍举”。随着金军入主中原,他们逐渐认识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民事有大小,政令有先后莫大于化民,莫先于兴学”。
金朝统治者从中央到地方竭力强化汉式儒学教育,提高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为金朝政府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化人才,扩大了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结构,并得到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巩固了其在中原地区的政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