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雅典，这个当初占据阿提卡半岛一角的弹丸小邦，已成为雄踞爱琴海、虎视地中海的奴隶制强国。尤其在伯里克利当政期间(公元前443一前429年)，更是这个奴隶制国家的极盛时期。伴随着雅典奴隶制的进步，雅典的经济出现了高涨，科学、技术、文化各领域也都位于世界的前列。
雅典，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奴隶制社会中，为什么能出现雅典这样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的繁荣呢？
我们认为，除雅典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等原因外。几代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在近两个世纪的岁月中，为了抑制、消除贵族奴隶主的特权；为了争取自由平民的民主权利，持续不断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兴利除弊则是根本的原因。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阿提卡半岛上的原始公社已经解体，氏族贵族利用他们的待权大肆侵吞土地，大批小农已经或者面临破产，随时可能沦为债务奴隶。
因此，反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争取不失去自由民身份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阿提卡半岛多良港，航海经商条件十分优良。希腊全境盛产葡萄、燕麦、大理石、羊毛、白银等，这些物产为雅典人进行海外贸易和对外殖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加上雅典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先天不足，所以，工商业在雅典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工商业奴隶主的力量壮大起来，他们要发展贸易，而守旧的氏族贵族却控制着原料，霸占着市场，束缚着劳动力。
这样，一场以工商业奴隶主为领导、以广大小农为主力的平民运动，终于在雅典城邦爆发了。首先对氏族贵族特权提出挑战的是，公元前630年的基伦暴动和公元前621年的德拉古立法。前者企图以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则编纂了雅典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用以限制贵族的特权。
诚然，他们都还不是旗帜鲜明地代表平民的利益，但却拉开了平民对贵族斗争的帷幕。公元前6世纪初期、中期和末期进行的三次重大政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
这三次运动，一次比一次深刻，使氏族奴隶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雅典国家机构初具规模，民主政体已备雏形。革第一次民主运动发生在公元前594年，领袖是著名的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他颁布的一系列革除旧制的法令使平民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
最重要的法令是“解负令”，取消农民向氏族贵族借贷的债务，免除农民因负债而承担的各种义务，永远禁止自由民以人身作为债务抵押，而且那些因欠债而沦为奴隶甚至卖到国外去的人，也都由国家出钱赎回。
这样，农民不再受到因欠债变为奴隶的威胁。梭伦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按财产把雅典自由民分为四个等级，只论财产不论出身。这对那些只是凭借贵族血统，取得政治特权的人是致命的打击，也使经济实力雄厚的工商业奴隶主地位迅速提高。
梭伦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基本上结束了氏族贵族的统治。公元前541一前527年是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他继承并发展了梭伦的政策，完成了第二次民主改革的历史使命。
这时，独立的小农经济已遍及雅典，贵族大地产逐渐消失，雅典城邦的农业、工商业、航海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庇西特拉图在政治上推行的政策要比梭伦强硬。这曾引起贵族的反抗，庇西特拉图两次被放逐国外，但他依靠商人、城市平民的支持，重新取得政权，坚持了改革。
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雅典也是如此。克利斯梯尼就是在粉碎了氏族贵族的复辟后，于公元前508年再度进行政治改革的。
他的措施更为坚定，著名的贝壳放逐法即在这时产生。这项措施，旨在防止野心家践踏民主，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时的四百人会议，把雅典原有的四部落区划改为十个选区，使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基础牢固地确立，一个世纪以来的平民运动，终于以平民的胜利而结束，为雅典的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贵族会议是氏族贵族的最后一个阵地，贵族元老企图利用这个阵地，扼杀民主政治，达到复辟的目的。希波战争爆发后，著名的民主派领袖、军队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决定最高行政官由公民抽签选举。
这对氏族贵族是致命的一击，因为这一措施的实行将要改变贵族会议的成分，无论什么出身的执政官，在他卸任后都将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们施展了浑身解数，诬告地米斯托克利勾结波斯，使他被迫流亡国外，并选举贵族派人选为执政官，此后暗杀了青年改草家厄菲阿尔特。
然而，改革已成大势，民主深入人心，在伯里克利取得政权后，把民主政治推向高峰。马克思称之，为“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终于到来。
综观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形成的全过程，使我们体会到，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任务，绝不是三朝两夕一蹴而就的。雅典是这样，古今中外的所有改革、维新变法也无不是这样。兴利除弊，都会遇到障碍、阻力，有时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但是，有理想、有作为的改革家们都能迎难而上，不惧风险，甚至不借自己的生命。历史是连续的，正义的事业需要一代接一代。只有那些明确自己的历史任务，敢于进取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