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灭后秦之战：打出了春秋节义、打出了战国争心，有英雄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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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减水书生
图/来源网络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同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自始皇帝一统山河后，华夏天下就是中央集权和皇帝政治。
不是皇帝政治有多好，而是它能够解决庞大帝国的可统治性问题。
而草原呢？
为了匹敌中原、为了跨越长城，草原则是单于政治，一种不成熟的集权。
集权模式下，难免会削弱个性，个人和个性都得服从于大局大势。
但是，东汉之后的天下形势发生了剧变：
两晋羸弱，皇帝政治瓦解、士族政治腐败。
五胡乱华，单于政治不再、以乱易整而集权难继。
于是，一股新的风格，一番新的气派，更是一种新的情怀，在混乱的局面下生长起来。
六百年后，我们得见一种春秋节义、一种战国争心，得见满满的英雄情怀。
公元416年8月，即将北伐后秦的东晋太尉刘裕，得到一件宝贝。
宁州官员向他进献了一件用琥珀制成的枕头。
得到琥珀枕的刘裕，大喜过望。
他当即命人将琥珀枕捣碎，分赐给即将北征的东晋将士。
因为刘裕认为琥珀能够医治刀箭之伤，所以晶莹剔透的琥珀枕不珍贵，但能救将士性命的琥珀才最珍贵。
刘裕没有读过太多的书。
但是，满腹经纶的谦谦君子们，果真能做出此等仁义之举吗？
刘裕北伐，刘穆之镇守，王镇恶先锋，这是北伐后秦的三个关键人物。
刘穆之，是萧何式的人物，“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
有刘穆之在，刘裕才敢北伐、也才能北伐。
王镇恶，是曹参式的人物，阵战杀伐、侵略如火。
他是刘裕所倚重的北伐第一先锋。
出征之前，刘穆之就叮嘱后生王镇恶：今日刘公委你重任，你一定要努力啊！
如果不能攻克关中，那我王镇恶发誓不再渡过长江，就战死在关中沙场。
上为北伐不爱珍宝，下为北伐不惜性命。
北伐将士，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未见北伐的金戈铁马，竟已凛然感受到刘寄奴和王镇恶的气吞万里如虎。
争心满满的十万将士渡过长江，他们诸路并进，皆是英雄。
第一路：先锋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自淮河、淝水出兵，直击许昌、洛阳一线。
第二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向阳城推进，汇兵成皋、荥阳一线。
第三路：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自襄阳向武关推进。
第四路：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由水路出击，由汴河入成皋、荥阳。
刘裕自建康至彭城、再由彭城至洛阳，总揽全军。
后秦窘境：外有赫连勃勃连番征伐，内有宗室大臣心怀叵测，旧主姚兴新死、国君姚泓新立。
于是，在此等形势之下，晋军主力先锋王镇恶和檀道济部，所向披靡。
后秦的一众带兵将军、郡守刺史，纷纷投降。
成皋、荥阳一线，本是战略要冲、天下要害，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争霸硬是在这里打了将近三年。
但是，王镇恶和檀道济部却是一路攻城略地、一路招降纳叛，如烈火燎原之势占领了争霸要地。
之后，曾经的西晋故都洛阳，门户大开，完全暴露在北伐晋军的刀剑之前。
洛阳既是中原腹地，又是关中门户，所以这里只能恶战一场。
后秦宁朔将军赵玄，建议拒守金墉城（曹魏时在洛阳西北所建），以待关中援军。
此时，后秦阎生部的三千骑兵、姚益男部的一万步卒，正在星夜兼驰、赶赴洛阳。
但是，坐镇洛阳的后秦征南将军姚洸，却听从司马姚禹阴、主簿阎恢等人的建议，分兵拒守柏谷坞和巩城一线。
所谓弃守坚城、示强于敌，这实际就是要与兵锋正锐的晋军正面作战。
而姚禹阴之所以会如此建言，是因为早已暗中投降了晋军将领檀道济。
这是一伙东晋间谍在指挥后秦的洛阳保卫战。
所以，胜败结果也就毫无悬念了。
后秦宁朔将军赵玄，明知主将已为奸人所误，但仍旧含泪引兵、拒守柏谷坞。
而结果：后秦赵玄所部，被北伐的先锋兵团彻底击溃。
但是，赵玄败得慷慨、输得豪迈、死得悲壮。
明知此战必败，但为报国恩，将军必战！
明知强敌剑利，但壮士易水，视死如归！
明知死战徒劳，但同袍兄弟，谁能弃之！
后秦将军赵玄和司马蹇鉴，双双殒命沙场，虽战败、亦英雄。
赵玄之后，洛阳保卫战的后秦守军便再无英雄，姚洸举城投降。
洛阳的四千后秦战士，皆为晋军俘虏。
“议者欲尽坑之以为京观”，胡人践踏华夏河山，汉人坑杀胡敌甲士，既是报仇雪恨又是震慑戎狄。
后秦将军赵玄，以死报国；东晋将军檀道济，伐罪吊民。
只知杀人略地的战争，是乱。
兼有壮士悲歌和大义情怀的战争，才是一种止戈为武、才是一种以整代乱。
秦晋洛阳之战，自有一番春秋节义的气象。
春秋无义战，但放眼战国，春秋之战当算仁义，因为还有秩序。
战国无义战，但放眼秦末，战国之战尚属节制，因为鲜有屠民。
之后的战争，难言道义鲜有情怀，杀戮一直是王道。
如果说千百年后再放眼“无义战”，那么后秦内乱就最能诠释什么叫无义。
后秦亡国，跟八王之乱的西晋一样，都是咎由自取。
公元416年8月，刘裕大军建康出征，这就是灭国战争。
公元416年9月，刘裕大军抵达彭城，这就是大兵压境
公元416年10月，东晋先锋王镇恶、檀道济部会师成皋，兵向洛阳，并于月底攻下洛阳。
而这个时候，后秦在干什么？
他们确实是在组织军队、抵挡东晋的北伐大军。
但是，还有两件大事，就当真不是什么抵御外辱了，而是纯粹的内乱。
一是公元416年年底，后秦皇帝姚泓的弟弟太原公姚懿，自立为帝，起兵谋反。正值外敌寇境之时，皇帝的弟弟竟造反了。
二是公元417年正月，抵抗大夏赫连勃勃的后秦征北将军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兵向长安。他要清君侧，而实际却是篡位夺权。
后秦新主姚泓，虽然怯懦无能，却有一个能干的叔公姚绍，东征西讨好不容易才稳定了后秦内乱。
但是，后秦这艘大船是行驶在风浪之中的，你们内部乱战，外部的东晋北伐军可是在侵略如火。
王镇恶、檀道济占据洛阳后，见后秦内乱如此，便不顾刘裕军令，于417年2月分兵两路、进击后秦。
一路由王镇恶率领，略渑池，兵向潼关（今山西潼关北）。
一路由檀道济和沈林子率领，渡黄河，兵向蒲阪（今山西永济）。
这是刘裕嘱咐，但好像王镇恶从来就不把刘裕的嘱咐当回事。
江陵之战，本是去烧船的王镇恶，不仅烧了船而且一日下江陵，全然不顾刘裕的江上待军的嘱咐。
北伐之战，王镇恶也是原样炮制，攻占洛阳之后，便分路扣关，势要复制江陵一日。
但是，刘裕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
他深知打仗不能靠对手脑残，更不能靠老天运气，必须得统筹全局、缜密筹算。
为将的王镇恶，只看到了关中后秦，却顾不得雄踞河北的拓跋魏。
但是，为帅的刘裕，不仅得看到，而且还要与鲜卑人周旋应付。
为将的王镇恶，只看到了后秦内乱、一触即溃，却不知关中形胜。
但是，为帅的刘裕，不仅得看到，而且还要反复叮嘱拼命先锋王镇恶：等我大军。
胆气过人的王镇恶，全然不顾刘裕的战前部署，直接扣兵关中。
而结果却是：王镇恶困于潼关，进不得进、退不得退。
前有潼关的铜墙铁壁，后有后秦的奇兵断粮。
前后交困的王镇恶，只能派出使者向刘裕求援，催促自己的好领导赶紧派兵派粮。
刘裕对着王镇恶的使者就是一通骂，让你王镇恶等、你不等，看看岸上的北魏骑兵，我哪有军队支援你。
此时的刘裕正在与北魏的军队隔河作战，真心无法支援王镇恶。
领导不帮忙，但是队友却来帮忙了。
兵向蒲阪的檀道济和沈林子部，见蒲阪一线难有收获，而且王镇恶已经孤军深入，所以赶紧奔赴潼关助战。
檀道济和沈林子的军队，不重要；重要的是沈林子来了。
这是一个比王镇恶更有胆气的狠角色。
王镇恶胆气过人，一支偏军就敢扣关攻秦。
而沈林子胆气过王镇恶，既然兵进关中、错已成舟，那就错上加错、必要拿下潼关要塞。
所以，沈林子刚至，便会同王镇恶部，一战破姚绍，占定潼关。
虽然两军汇合、击破后秦姚绍，但孤悬在外、前后交困的窘境，并未改变。
于是，军无斗志、将无战心，很多人开始筹谋向刘裕的主力大军靠拢。
部将怂了、士兵怂了，王镇恶也怂了，所以“欲弃辎重还赴大军”。
而胆气盖天地的沈林子，按剑怒斥：大捷在即，岂可言退；大军尚远，如何得赴；敌军正盛，怎能得脱，所以两军相遇勇者胜。
正是沈林子的胆气怒斥，重新搬回了晋军士气，硬是把一个潼关困局打成了凌厉攻势：北征将士剑指长安。
王镇恶，有胆气，更有幸运。
若不是后秦皇叔姚绍，东抗晋军、西平内乱的两线扑救，也许冒进的王镇恶只能喋血潼关。
后秦内乱，帮了王镇恶一把。
若不是沈林子按剑怒斥，回狂澜于既倒，也许王镇恶只能冒险退出潼关，再向刘裕奉上一封请罪书。
沈林子，这个队友着实给力。
王镇恶和沈林子都是有情怀的英雄，这是有血有肉的真性情。
北伐将士慨当以慷，中原的胡人和汉人，也是性情中人。
弘农是杨氏郡望，士族大家之地才有积蓄之粮；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名相威名就是借粮筹码。
中原百姓“竞送义租”，在乎的不是统一大义，而是英雄情怀。
潼关既克，攻坚战就变成了胶着站。
晋军之前是潼关以西的姚绍主力秦军，目的是坚城拒守。
晋军侧后是黄河以北的姚鸾部及之后的姚赞部和姚治部，目的是袭扰晋军后路
所以，兵向关中的晋军前锋，必须率先肃清侧后。
三姚（即姚鸾部、姚赞部、姚治部），均为沈林子所破。
按剑怒斥的沈林子是一个不让王镇恶的英雄，不仅有胆气而且有韬略。
晋军有英雄，秦军也有丈夫。
秦将尹雅，为晋军所俘。
而这位胡人将军的节义，同样凛然天地间。
“夷、夏虽殊，君臣之义一也”，难道姚秦就没有守节之臣吗？
有，而这个人就是我尹雅。
灭南燕之战、灭后秦之战，之所以可以观之、思之，就是因为这里面有英雄、有情怀。
非独东晋将士如此，南燕后秦也如此，而且同样可歌可泣。
英雄惜英雄，沈林子和王镇恶是英雄，所以不忍英雄徒然喋血，于是“乃免之”。
潼关之战，是充满英雄情怀的战役，而整个灭后秦之战也是如此。
第一个壮士是刘裕。
这个全军主帅，既要运筹帷幄，又要擂鼓点兵。
公元417年4月，刘裕与北魏打了一场大仗，彻底打消了鲜卑人作梗北伐的图谋。
掌握制水权的刘裕大军，派兵七百、战车百辆，登陆黄河北岸，而后迅速在河岸滩头布置却月阵。
而后，两千步卒携带百余张巨型弓弩快速登岸，每辆战车在7人的基础上再增加二十人，并于车前布置盾牌，车后张弩待敌。
施展“精骑践踏”的北魏骑兵在前期冲锋之时，晋军则以弱弓弱弩对敌，示弱于敌、引敌围攻。
北魏骑兵近前、结阵冲杀之时，却月阵的晋军则施以巨弩大箭、大量杀伤。
敌骑抵进却月阵前、肉搏缠斗之时，晋军则以锤击大槊洞穿魏军，“一槊辄洞贯三四人”。
魏骑攻不能克，离阵奔溃之时，再大张弓弩以射之，同时车兵、步兵推进攻击。
另，刘裕再派徐猗之率五千骑兵，越河突袭北魏后方阵地，骑兵、步兵、车兵交互配合，把鲜卑精骑打成大败、打得流血、打出恐惧，成为溃军、不敢回顾黄河。
水兵、车兵、步兵、弓弩兵以及骑兵，晋军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完胜鲜卑精骑的结阵冲杀。
刘裕以少胜多，歼灭北魏有生力量之后，便彻底甩开鲜卑人的纠缠。
而后快速抵达洛阳，并于公元417年8月抵达潼关前线。
第二个壮士是沈田子。
本与傅弘之率兵千余人，入武关、向峣柳。
这只是一支偏师疑兵，目标是配合主力、牵制敌军。
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千馀人而结果却是：偏师疑兵竟打出了主力的攻势。
偏师疑兵的作用，在于吸引敌军，这一点沈田子确实做到了。
他引来了前秦数万精骑，而且是后秦皇帝姚泓御驾亲征。
李陵五千步卒于浚稽山遭遇单于十万主力，结果全军覆没。
沈田子，可能要做李陵第二了。
但处于攻势的北伐晋军，不是退却而是进攻，不是且战且退而是擂鼓冲锋。
于是，沈田子振臂高呼“死生一决，封侯之业于此在矣”。
千余晋战士喊杀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斩首虏秦军万余人。
青泥遭遇战，在沈林子的援军到来之前，沈田子部便已击溃后秦主力大军。
后秦皇帝姚泓，狼狈不堪地退回长安。
第三个壮士是王镇恶。
王镇恶充分利用东晋水军的兵种优势，由黄河入渭河，从水路进击关中。
这是攻略关中的创新之举。
后秦姚难部率军西撤之时，王镇恶部迅速跟进，一直追到泾上，并与前秦大军接火阵战，王镇恶的部将毛德祖将前秦大军击败，扫荡了长安外围。
公元417年8月23日，王镇恶的水军抵达渭桥。
在渭水湍急、舰皆随流的不利局面下，王镇恶率军登陆，在渭桥之战，攻破后秦姚丕部。
此时此势，已是死地：舰船、粮食和物资已随流而去，战胜则功名显耀、战败则骸骨不返。所以，战士们只有努力杀敌。
出征之时，王镇恶对刘穆之言：吾不克关中，誓不复济江。
兵至长安，王镇恶自不食言，不仅自己“不克关中、不复长江”，而且勉励将士与己同心求战。
将死战，兵亦死战。
生死存亡之时，最好的政治工作的就是将军的死战决心。
王镇恶身先士卒，东晋战士腾踊争进，不仅攻破姚丕部，同时冲溃了后秦皇帝姚泓的援兵。
而更彪悍的则是：王镇恶领军直入平朔门，一战定长安。
公元417年8月24日，后秦皇帝姚泓向王镇恶投降。
公元415年10月，后秦送西平公主入北魏，成为魏主拓跋嗣的夫人。
所以，刘裕北伐后秦之前，秦、魏已是姻亲之国。
然而，称雄北方的鲜卑铁骑，为何放任刘裕灭秦呢？
北魏博士祭酒崔浩，替拓跋氏盯着刘裕，他冷眼着刘裕北伐。
崔浩有三个判断，决定了之后的天下形势。
第一个判断：刘裕是英雄。
魏主拓跋嗣，要崔浩比较鲜卑英雄慕容垂与刘裕，谁更胜一筹。
崔浩指出：刘裕胜之。
原因是慕容垂倚仗父兄威名，所以起兵称雄、宰割天下；而刘裕却是“奋起寒微，不阶尺土”，成此功名必是非常之才。
所以，死了的、活着的鲜卑精英，都不是刘裕的对手。
第二个判断：刘裕必克后秦。
以整攻乱、以强凌弱，英雄盖天地的刘裕必胜后秦。
拓跋魏从中作梗，其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
北魏自身也有问题：西有屈丐，北有柔然，所以无法兴师南征。
而更关键的还是内因：北魏朝中无大将，没有横扫天下、与刘裕争锋的将军。
所以，与其作梗北伐，不如借道于晋、使其灭秦。
第三个判断：刘裕无法坐稳关中、无心称雄北方。
首先是以北魏自己做类比。
北魏能够控制恒山以北，即草原；却只能威势恒山以南，即中原。
原因就是南北异俗。
北魏这个草原政权，还没有学会如何处理中原事务。
所以，北魏不能迁都邺城，只能威势河北而不能控制，北魏现在要做的就是学习。
以此类比，刘裕也是如此。
吴越风华，处理不了已经华戎杂居的关中之地。
其次是对刘裕的定位分析。
前秦，王猛是苻坚的管仲；前燕，慕容恪是慕容暐的周公。
而刘裕却是东晋皇帝司马德宗的曹操。
比北伐和统一更重要的事情是篡位，北伐后秦之后，刘裕定然回国篡位。
所以，只要待时，擅长处理胡人关系的北魏，定会坐拥关中。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是北魏的股肱之臣。
此等见识，我们是不是能够端详到几分战国纵横家的风范。
他的三个判断，断定了之后数百年的天下大势：南北继续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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