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日的香港“高考”历史试卷中，出现了立场歪曲、倾向性极强的一道试题：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对此，香港教育局14日晚22时许发表声明作出回应，称该试题“具引导性”，“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教育局“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严肃跟进，向公众作出合理交代”。
以下为香港教育局声明全文：
就今日（五月十四日）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文凭试）历史科（卷一）考题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教育局发言人回应如下：
“教育局知悉今年文凭试的历史科有试题附带极为片面的资料，致试题具引导性，考生可能因而达至偏颇的结论，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教育局对公开试中出现如此设计的试题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
“教育局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严肃跟进，向公众作出合理交代，并全面检讨出题机制，从速改善，以维护文凭试的公平性、公正性及可信性。”
此前报道：香港“高考”竟现荒谬历史题：是否同意1900—1945年日本为中国带来利多于弊？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赵觉珵】本月13日，香港考评局一名高级职员被爆出曾发表“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的荒谬言论，引发香港教育界对于文凭考试公平性的担忧。就在一天后，担忧成为现实。在14日的香港“高考”历史试卷中，出现了立场歪曲、倾向性极强的一道试题：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香港历史教师陈伟强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批评称，这样的问题极不合适，“就如同在西方国家，要求学生回答希特勒对欧洲的发展是否利多于弊”。
14日上午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历史科考试的时间。在历史卷一中，第二题是有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日本关系，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学生参考试卷提供的资料C和D，回答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
根据试卷题目，资料C叙述了1905年日本政府同意清政府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法律的内容。资料D中，引文一引述的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1912年写给日本政客希望借款的信件，引文二则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三井财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部分内容。
“这一问题和提供的材料存在明显偏袒日本的立场”，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敎育学院讲师陈伟强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试卷给出的材料仅涉及1905年与1912年发生的个别事件，对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全面侵华只字未提，却要求学生参考材料评论“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既不符合学术规范，也存在对学生的严重误导。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联会）副主席穆家骏14日也对上述试题做出批评称，题目的资料和问法带有极强的倾向性，“若让学生作答同意观点，是引导学生做汉奸”。穆家骏认为，题目说法倒果为因，试图引导学生将案例中的小恩小惠与侵华劣行作对比，是绝对说不过去的讲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名学者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上述题目的出题人有意将某一时段对日本人有利的史料予以剪裁、展出，并加以编排、引导。由于学生一般不会接触更多的史料，那么在阅读完这些材料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日本人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好处”的印象。正确的历史教学对待某一历史现象，要考虑其背后的大历史背景，而决不能将其单独截出，更不能将特定立场的材料进行单独解读，这样的解读是危险的。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就在历史考试的前一日，香港多家媒体爆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评核发展部经理(历史科)杨颖宇疑似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的荒谬言论。香港“橙新闻”称，网上流出的资料显示，疑似为杨颖宇的社交账户涉嫌多次发布带有“仇中”、违背《基本法》等内容的帖文。
香港考评局主要负责筹办公开考试及评核，其中就包括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考评局此前曾表示，该部门就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各科目/卷别设立“审题委员会”，成员包括试卷主席、拟题员、审题员及局方评核发展经理。
对于杨颖宇的言论，教联会此前发布声明称，考试是指挥棒，对教师授课、考生答题都有强大的影响力，涉事人员肩负文凭试出题及改卷的重责，令人担心文凭试试题的公正性与中立性会因此受影响。
尽管尚没有证据显示杨颖宇与上述题目的设置有关，但陈伟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试题引发的争论已经显示考评局在题目选择上存在问题，缺乏合理性。由于出题人本身明显带有偏向日本的立场，评分标准也可能要求学生回答所谓“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这对学生而言是不公平的，或许会引发学生的投诉。
陈伟强表示，主流历史学界从未有过近现代“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观点，这样的言论近来只出自一些“台独”分子之口。很可能是受到“台独”影响，一些立场“挺日“的香港人开始明目张胆地提出类似观点，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