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教育市场，会不会出现全新格局，甚至颠覆性变化？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乔·约翰逊近日在媒体上撰文称，疫情将带来一个更容易进入、精英化程度较低、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国际教育市场。许多亚洲学生将日益考虑申请更安全、更负担得起、且离家更近的院校，发展中国家将日益争取海外留学生，北半球将被南半球夺走一部分市场份额，中等收入家庭出于对传统上多年海外留学经历回报的疑虑，将更多选择网上、远程学习以及结合在线教材与课堂互动的混合式课程。
而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则认为，在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留学依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只要西方国家在教育上对我们不封闭，应该首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这样的教育大国去读书，是孩子应该接受的教育。”
不管上述说法有多少客观性，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市场势必要发生变化。首先，疫情对出国留学的短期需求影响十分明显，这会让招收留学生较多的大学陷入财务困境，同时，疫情防控做得不错的国家，会成为出国留学的替代性选择。疫情不但已经影响今年秋季入学的招生，而且还可能持续影响到冬季招生、入学。如果欧美一些国家疫情蔓延仍迟迟无法得到控制，航班不能恢复正常，已经拿到通知书的留学生怎么去留学呢？要么放弃，要么推迟入学。基于此，留学生输入传统大户美、英等国的大学都在想办法应对财政压力。
其次，选择在线接受国际教育，是无法出国的学生进行“本土留学”的一种方式。但这一方式很难固定下来。大学给学生的教育绝不只是知识传授，还有与教师、同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沟通，感受和传承校园文化、大学精神。所谓“低碳”的国际教育，也极可能是“低质”的国际教育。在对海外大学授予的文凭进行认证时，不出国就完成学业的“留学”是不被认可的，学生能否用英语流畅交流都常存疑。以往有学生以远程学习方式完成学业获得文凭的，大多上的是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
出国留学主要缘于对高质量国际教育的需求。后疫情时代的出国留学格局变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一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旅行安全恢复保障后，选择出国留学就不会再过多考虑安全因素;疫情会对部分家庭的收入产生持续影响，但能选择出国留学的毕竟只是少数家庭，因收入变化而受影响的国际教育市场，应该很快可以复苏。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在没有其他约束条件下，国内教育能否满足受教育者需求。
疫情期间“小留学生”纷纷想回国，一些网友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能有部分家长会重新规划孩子的学业发展，但要说“小留学生”现象会从此降温，则为时尚早。我国初中毕业出国读高中，以及高中毕业出国读大学者近年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因为有更多家庭具备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则是户籍地限制、国内基础教育过于重视应试的倾向，以及部分大学不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导致的“教师混教，学生混学”现象。
出国留学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教育账。从经济账角度看，出国留学已经越来越不划算，对于“海归贬值”，媒体已经多有报道，告诫家长出国留学的回报率走低。但另一方面，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这是10年前的3.68倍。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在2009年突破20万，在2013年突破40万，在2015年突破50万，在2017年突破60万。几乎每两年就增加10万。这主要是教育因素推动的结果。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与国内学生出国留学首选美、英不同，来我国留学的学生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比例超过七成，这基本反映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格局。疫情给教育发展带来新契机，但是，要在后疫情时代构建新的教育生态与国际教育竞争格局，关键还是怎么提升自身教育竞争力。(作者熊丙奇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