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阙佛龛之碑》亦称“褚遂良碑”。篆额题《伊阙佛龛之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宾阳洞内。这里因伊水东西两岸之香山和龙门山对峙如天然门阙，故古称“伊阙”，隋唐以后，习称龙门。
《伊阙佛龛之碑》通高约 5.00米、宽1.90米。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书。字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计一千六百余字。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这通碑原应为北魏所雕的宾阳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为节省费用，竟就势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 关于该碑的记载，始见于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之《集古录》及赵明诚之《金石录》。
《伊阙佛龛之碑》是早期传世褚书的代表作。为目前国内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是标准的初唐楷书。此碑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刻石。两者功用相同，都是为歌功颂的。但在创作时条件不同，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它们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摩崖书风。
褚遂良（596—658），唐初書法家。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先世本在河南，晉室南遷，徙居江南。其父通直散騎常侍褚亮，博學能文，為隋太常博士，後歸順秦王，為秦王文學侍從——十八學士之一。褚遂良為其第二子，年少便博通文史，擅書楷隸，以通事舍人起家於隋，貞觀中累遷起居郎，虞世南去世後，以擅書得魏征薦，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歷任太子賓客、黃門侍郎、中書令，其後十年，因“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漸得太宗信任，為太宗臨終托孤之顧命大臣。及高宗立，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後世稱“褚河南”。坐事出為同州剌史，兩年後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因反對立武則天為昭儀事被貶為潭州都督，徙桂州，再貶為愛州剌史，連遭追削官爵，子孫流配，最後憂鬱而病，卒於嶺南外郡，年六十三。《舊唐書·史臣傳》評曰：“古之仁人志士，一言相期，死不言悔，況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志平生之言哉！”褚遂良被後世譽為“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贏得後人仰慕。
褚遂良與歐陽詢、虞世南和薛稷並稱“初唐四家”，其書取法二王，博採眾長，與時俱進。其楷書作品前後風格不同，後期起伏多姿，跌宕有致，剛柔並濟，遒媚飄逸，儼然成為唐之“廣大教化主”，代表碑刻有《房玄齡碑》和《雁塔聖教序》；早期楷書則清朗秀勁，方筆為主，結體有隸勢，受北碑影響深重，碑刻以《孟法師碑》和《伊闕佛龕碑》為代表。《伊闕佛龕碑》在存世眾多褚書碑刻中刊刻較早、字體最大，清劉熙載認為得寫“兼有歐、虞之勝”，梁巘則以為此碑乃褚遂良“中年筆也，平正剛健，法本歐陽，多參八分”。
國家圖書館藏本为何良俊清森閣舊藏宋拓本，割裱為1冊；冊高34.5厘米，寬19.7厘米；半開墨心高29.6厘米，寬14.4厘米；墨本43開，跋4.5開；半開3行，行6字。據張彥生《善本碑帖錄》著錄，此本首行“延閣”之“延”字未損，末行“皇祚於”及“年歲次辛丑”可見，“五”字可見末筆，是《伊闕佛龕碑》的傳世最佳拓本。
此冊拓工精緻、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编》釋文多50余字，經何良俊、畢瀧、顧文彬、李鴻裔等遞藏，有費念慈、錢大昕題簽，何良俊、畢瀧、張瑋、沈志達、趙烈文題跋。鈐“清森閣書畫記”“畢瀧鑒藏”“靜逸庵書畫印”“元和顧子山秘笈之印”“過雲樓考藏金石圖書”“蘇鄰鑒藏”“郪江李氏文房”“長生安樂趙烈文印”“蓉初珍藏”“臣大昕”“辛楣”“臣志達印”“東山世澤”“謝騤之章”“沈氏圖書”“字季英號屺室”“張瑋字曰傚彬”“西溟學士北海道人”等近30方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