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是不是会生出一种西晋末期永嘉之乱后，北方的胡族势力已经无法战胜的感觉？
或许这也与晋室恢复北方的意愿不强和北伐成效不大有着很大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永嘉之后的北方胡族恒强，其实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胡族，也曾出现过三次大的动荡混乱局面，而这原本是江左恢复中原的大好时机，却都因各种内部的牵绊，导致无法实现光复。
东晋简示图
刘、石相争：最初威胁晋室的匈奴、羯族对峙，江左却忙着内斗
要说西晋末期的胡族之患中最具威胁的，当然是匈奴刘氏和羯石氏。匈奴刘渊建立了匈奴政权，刘渊死后刘聪篡位继立，攻破西晋洛阳、长安二都，俘虏杀害怀愍二帝，覆灭了西晋王朝。而羯族石勒原本为奴隶出身，后依附匈奴，成为匈奴前赵政权劫掠北方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与鲜卑、氐、羌等胡族势力，还是跟当时的晋室残余力量相比，刘、石的强横在十六国初期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去讨论晋室力量的击胡意志等因素，但在整体历史进程之中，刘、石的联合在彼时无人可以抗衡。
包括留镇北方的刘琨晋将势力，亲近晋室的鲜卑力量，偏居一隅图谋自立的前凉、江左，确实都无法抗衡声势正隆的前赵刘、石势力。刘聪、刘曜、石勒等势力，在北方肆无忌惮的劫掠，是彼时正图谋在江左自立，解决上下游各地叛乱的司马睿不敢也不愿去抗衡的力量。
不过，这种南北方的实力悬殊的状况，在前赵内部刘、石之间的矛盾爆发之时，让原本好不容易在江左立足的东晋势力，有了不小的可乘之机。
匈奴刘聪死后，太子刘粲即位，紧接着靳准发动叛乱，关中刘曜和襄国石勒，都各自率军前去平乱。刘曜在行军途中自立称帝，这引起了实力丝毫不输刘曜的石勒的不满，这开启了刘曜与石勒之间的冲突。
之后，羽翼丰满的石勒果断自立，建立了后赵政权。匈奴刘氏的前赵与羯族石氏的后赵政权，一东一西对峙，进行了频繁的争斗。而这种两虎相斗的局面，其实正是彼时，已经收拾妥当上下游叛乱的东晋王朝的机会，但是，这种北方两赵相争的晋室光复良机之下，在江左新立的东晋朝廷，又在忙于做什么呢？
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东晋大将军王敦不满晋元帝司马睿，利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压制自己，以讨伐奸臣的名义，自上游发兵建康。之后又于太宁元年（323年），再次领兵移镇姑孰，不过这次却被多方力量对抗，王敦死后，叛乱很快就被平定。
而王敦死之年，即前赵光初七年（324年），后赵石生进攻前赵新安等地，劫掠五千户而归。之后，前赵、后赵之间开战，在后赵的强大攻势之下，前赵败局已现。等到前赵光初十二年（329年），刘曜被石勒俘虏，关中大乱，后赵很快就将前赵覆灭。及后赵覆灭前赵之后，北方再无敌手，石勒于次年称帝。
后赵、东晋简示图
北方前后赵激战正酣之时，江左正在忙着干什么呢？
平定王敦之乱后次年，晋明帝去世，晋成帝即位，因其年幼由庾太后辅政，这导致外戚庾亮权势渐隆，甚至能够压制琅琊王氏王导几分，不过在庾亮太过激进的执政策略下，引发了东晋咸和二年（327年）镇守淮南地区的苏峻、祖约叛乱。苏峻率军于次年攻破建康城，叛乱直到咸和四年（329年）才平息。
不过，此时的北方早已是尘埃落定，再无力量能够短时间内压制后赵的壮大，晋室也就失去了这一次可能光复北方的机会。
这一次恢复北方的良机错失，源于东晋内部刚刚稳定的局势下，各方强势人物想要争夺江左权位，因而爆发了这两次规模较大的内乱。内乱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东晋内部稳定局面的破坏，而且如郗鉴等原本防备北方的流民军团等势力，被朝廷征调回江左以图平乱，导致原本对峙北方胡族的兵力减少；
而且，参与叛乱的强权人物王敦、苏峻、祖约，这本就是江左借以对峙北方的人物，在其参与叛乱过程中，也就江左原本可以趁北方混乱收复失地的可能性彻底扑灭。
由此来看，刘、石之争，的确是晋室可以光复北方的一次机会，只不过平白被江左内部的叛乱而浪费了良机。偏安江左的晋室力量，想要再次找到北上恢复失地的机会，已经是几十年以后了。
石虎死后的秦、燕对立局面，也被江左内部的“养寇”偏安错失
后赵覆灭前赵之后，石勒很快就称帝，不过没过几年就去世，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又一次江左北上恢复失地的好机会。对此，江左庾亮、庾翼等人，也表达了自己趁机率军北伐的意愿，不过结果都不尽理想。这种结果也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失去石勒的后赵和北方局势，依然不是江左能够轻易实现光复的局面。
那么，下一次江左对北方的恢复良机，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后赵石虎死后，后赵逐渐崩坏，氐族前秦和鲜卑前燕政权对立之时。
石勒在位时，后赵的国力当然对周边势力有着很大的威胁，而石勒死后，石虎篡立，后赵依然保持着对周边的优势。不过，石虎施政暴虐，并且在军事上穷兵黩武，不断对周边前凉、前燕等势力发动战事，但却大都无所获益，这导致后找内部的颓势开始呈现。
等到石虎一死，石氏内部争端严重，给了冉闵自立的机会，彻底将后赵带入了衰亡。而之后，原本居于东北的鲜卑前燕政权，趁中原战乱开始南下，覆灭了冉魏政权后，占据了关东大片土地，而彼时氐人以趁着后赵内乱，在关中建立了自己的根基，一次形成了前燕和前秦政权的东西对峙局面。
前秦、前燕对立简示图
而当太宁元年（349年）石虎死时，东晋桓温刚刚覆灭了蜀地成汉政权，声势在江左无人出其右，而在朝中掌权的会稽王司马昱，担心桓温借上游之兵和伐蜀之功，声望会威胁到中枢，便任用名士殷浩来限制桓温。
于是，当北方石虎死后，后赵内部混乱，冉闵与石氏争端之时，江左内部呈现了上游桓温和下游殷浩的对峙局面。掌权的司马昱，甚至为了压制桓温的崛起，多次拒绝了桓温趁北方胡族多方混战北伐的请求，让并没有什么强兵在握的褚裒和殷浩先后北伐。结果褚裒和殷浩的北伐都以失利告终，错失了石虎死后北伐恢复中原的大好时机。
等到桓温终于可以率军北上之时，虽然前两次北伐建功不少，但一心想要在江左谋权篡立的桓温，多次将大好局面错失。等到在前燕已经开始进犯江左郡县，桓温第三次北伐之时依旧一心想要快速建功回到江左顺理成章篡位的桓温，太过急于功成，导致枋头之战败于前燕名将慕容垂之手，最后只能狼狈逃回江左。
而枋头之战后，北方秦、燕东西对立的局面已经彻底形成，江左已经失去了可以借秦、燕对峙北伐建功的机会了。而且，前燕慕容儁死后，前燕内部开始分崩，反而之前在关中厉兵秣马的前秦政权，在苻坚和王猛的带领下，一步步将以前不可一世的前燕覆灭。
东晋太和五年，正当桓温回到江左，进一步扩大自己在江左的权势之时，苻坚率领大军围困前燕邺城，覆灭了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政权。而此时前秦在北方最大的敌人已经消除，接下来覆灭前凉、代等势力，早已不是忙于内斗的江左朝廷可以抗衡的了。
自石虎死，到前秦覆灭前燕，这二十余年时间里，东晋其实有不少机会北伐建功，桓温的几次北伐中，晋军战力并不输给氐秦和前燕兵力，可是急于求成的桓温将原本可以步步为营的优势丧尽，最终北伐受牀，只得让其返回江左一心图谋篡逆之事。并且，包括司马昱、殷浩等江左之人，都在原本可以北伐立功的时机下，因为权位等方面的争端，导致耗费江左国力却并无寸功，这也是主张北方胡寇继续壮大的罪魁。
可以说，这次原本可以北伐立功的时机中，反而因为江左内部的权势之争让晋室错过此次光复良机，从过程和结果来看，无疑是江左只求“养寇”偏安，反而坐看北方胡族整顿乱局继续壮大造成的。
未能把握前秦覆灭之后的群胡自立局面，拓跋氏的崛起势不可挡
前秦逐渐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局面之后，开始覆灭东晋完成统一大业，不过诸多原因和战局的变化，导致了前秦大军在淝水之战中落败，之后便是前秦政权覆灭的开始。在此之后，北方群胡自立，后燕、西燕、后秦、西秦、后凉、及代等政权纷纷建立。北方经历了前秦短暂的统一之后，又一次出现了较长时间的混乱局面，而这一次便是十六国时期第三次江左可以趁机北上光复失地的机会。
经历了“群胡四起”的阶段之后，各胡族政权当中，有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占据关中，由前燕贵族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占据了关东地区，并且后秦和后燕形成了之前前秦、前燕曾经东西对立的局面。
后秦、后燕对立简示图
之后，赫连勃勃的大夏政权攻打后秦，让后秦进一步衰落。后燕建立初期强盛一时，不仅灭掉了西燕政权，还击退东晋的讨伐，面对北方的拓跋氏也曾经给以重创。不过，随着拓跋氏北魏政权的壮大，后燕也无法阻挡北魏的攻伐，最终分裂成了南燕和北燕而而一蹶不振。
在这种乱局之下，江左势力当然也不会放弃北伐，这次北伐的主帅是从东晋内部乱局中崛起的刘裕，之后建立刘宋政权的宋武帝。彼时的刘裕，刚推翻了篡立的桓玄，声势在江左初振，继续更大的功绩来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于是刘裕选择了与桓温一样的方式——率军北伐。
刘裕率军北伐之时，也有着不错的战机，并不差于前两次北方乱局的机会，加之刘裕军事才能不凡，几次北伐之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超出江左之前数次北伐的成绩。先后覆灭南燕、谯蜀，重创仇池之后又趁后秦颓微之际，率军覆灭后秦政权，不过在刘裕率军返回江左之后，恢复的长安又被赫连勃勃夺走。可刘裕之功绩，依然将江左疆域极大的扩充，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光复。
但是，刘裕的北伐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却依然并没有彻底实现晋室东渡之时便立下的夙愿，依然未能实现中原的光复，这依然要归结于江左内部的动乱，导致刘裕无法全力讨贼，最终将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最后一次光复良机错失。
刘裕讨灭南燕之后，江左爆发卢循之乱，刘裕只得返回江左平乱，之后又平定了刘毅、司马休之叛乱，这足以看出江左内部权势之争，对刘裕北伐讨贼的牵制。等到刘裕覆灭后秦，攻占长安之后，原本想以关中为根基，继续北伐，但刘裕在朝中任用的刘穆之突然去世，这不得不引起刘裕的担忧，于是放弃继续北伐，让儿子刘义隆和部将王镇恶、檀道济等人镇守长安，刘裕便匆匆返回了江左。之后，大夏赫连勃勃趁刘裕离去，攻占了长安霸占了关中之地，刘裕此次北伐之功也沦丧。
世人将刘裕从长安返回建康，随后便急于称帝的行为，与桓温第三次北伐急于求功相比，两者其实有着很大的共同点，无论是桓温和刘裕其实都有心在江左篡立，自然不会长久远离江左朝堂，因此桓温想要速战速决进而南归篡立，导致错失了步步为营建功的机会。而刘裕则比之桓温要高明一些，在清除了诸多明面上的威胁之后，任用刘穆之镇守后方，但是刘穆之一死，刘裕面对的局面也转而变得跟第三次北伐时的桓温更加类似。也正是刘裕担心朝中无亲信掌控，如刘毅、司马休之那般的威胁再现，因而便放弃了局面大好的北伐之举，而返回江左图谋自立。
综上来看，前秦覆灭之后，北伐群胡四起，直到北魏逐渐崛起，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江左最后一次恢复北方的良机，不过作为北伐主帅的刘裕，需要面对江左内部的诸多威胁，牵制了其亲率军队北伐恢复中原，也就让江左错失了这次良机。
总结
简单来总结一下三次江左错过的光复良机，也即永嘉之后到北魏崛起这段历史中，北方胡族的三次混乱局面：
第一次是刘、石对立，这对覆灭西晋的合作伙伴，形成对峙局面，原本是立足江左的东晋重新北上的机会，不过内部数年的叛乱，让此机会流失。
第二次是在后赵石虎死后，氐族前秦和鲜卑前燕东西对峙，这本又是一次江左北伐良机。不过，在司马昱、桓温等人的“养寇”偏安决策中，导致大好时机错失，等到前秦覆灭前燕，江左彻底失去了这次北上的好机会。
第三次是在前秦覆灭之后，北方重新归于混乱之际，彼时北方各胡族势力之间相互争斗，着实是江左光复中原的好机会。不过，刘裕虽然有百战之能，但却被江左内部的权势之争和叛乱频生牵制，无法全力北伐讨贼，甚至连夺回的关中长安都得而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