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它是能颠覆《史记》的史书,为何低调如18线非主流小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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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部躲过秦始皇焚书之灾的先秦史书。成书比《史记》早200年,里面记载的内容有许多是《史记》所未载、甚至是颠覆史记的。
竹书纪年:它是能颠覆《史记》的史书,为何低调如18线非主流小咖?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部极其稀缺珍贵,极具史料价值的典籍,应该和其他史书一样,声名远播,备受推崇。然而它却没有,不仅异常“低调”,还充满了争议。它就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有个叫不准(古音fǒu biāo)的盗墓贼,盗掘了魏襄王(也有说是魏安釐王)的古墓,才使这本书重见天日。
竹书纪年:它是能颠覆《史记》的史书,为何低调如18线非主流小咖?
由于不准在盗墓的时候,用该书的部分竹简当作火把照明,造成了其中一些内容的缺失,其后就得到当时官方的高度重视。
晋武帝司马炎命人从这座墓中拉出了几十车竹简。并让当时最有名的专家学者,如秘书监的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编辑余下的竹简,整理后共计十三篇,叙述上启五帝,下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
奉命研究该书的学问大家束皙在《晋书·束皙传》中指出“(竹书纪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能与《春秋》多相呼应,可见这部书应该还是很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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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竹书纪年》在后世会这么低调呢?不用说和辉煌的《史记》比,就是和其他一些非主流史书比,也算得上18线开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值取向上和主流认知差距太大。颠覆性的《竹书纪年》为我们呈现了历史残酷性的另一面。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上古先贤尧舜禹禅让天下的美好画面,在《竹书纪年》里就给撕了个粉碎。《竹书纪年》里是这么记载的: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尧的长子),使不与父相见也。”
意思是说当尧式微的时候,舜把尧囚禁起来,后又把他流放到平阳,甚至不让尧的儿子丹朱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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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上面的记载,古代圣王尧舜之间的禅让,竟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任人唯贤、让贤与能,而是赤裸裸的政变。这种撕碎了美好面纱的“非主流”记载,可信吗?是不是孤证?
其实并不是孤证,《韩非子·说疑》中就也有类似的说法:“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看到没有,韩非子先生更彻底,不光说了舜,连禹都跟着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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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主流历史中,著名商朝贤臣子尹伊的完美人设,在《竹书纪年》中也崩得很彻底。
《史记》记载的尹伊,光环耀眼、绝对正面,不仅辅佐了商汤,还全力教导汤的嫡长孙太甲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王。
但太甲太暴虐、道德败坏,逼得尹伊果断出手,把这位商朝国君流放到桐宫。自己替太甲代行国政,接见诸侯。把太甲关了三年,等他知道悔改后,尹伊又把他接回,将政权归还于太甲。
而《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夺回政权。看吧,好好的励志温情剧,瞬间变成了狗血权斗剧。说颠覆三观不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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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史记》记载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并没有把周幽王写得如此昏庸弱智,他的被杀纯粹是军事失利,根本没有戏诸侯的戏码。
《竹书纪年》所记载内容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价值观,在太史公《史记》大行其道,成为天下共识之后,就越发显得离经叛道,难以被主流接受。也正因如此,《竹书纪年》出土后的命运也是颇为坎坷。
《竹书纪年》面世之时,儒家思想已成为社会主流共识和价值观,无论官方和民间都视为圭臬,至少在台面上都很少敢忤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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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宋朝,二程、朱熹一派更是把儒家思想的正统性牢牢坐实。与儒家价值体系和史学体系明显对立、丝毫不懂得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竹书纪年》理所当然地要被宋朝儒家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因此,在宋朝时期,较为原汁原味的《竹书纪年》就慢慢佚散了。
一直到了明朝,所谓正统的古本《竹书纪年》才又再一次在大藏书家、天一阁主人范钦的藏书阁里出现,再后来还被收入到清朝《四库全书》里。当然,随之而来的“古本”、“今本”之争,原文和篡改之说,也从未停止过。
竹书纪年:它是能颠覆《史记》的史书,为何低调如18线非主流小咖?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这么评价竹书纪年》:
“这部书的依据有三:一是传说;西周以前的事,其实全部是传说,因为没有历史的文字材料。这个部分,价值不太大。
二是春秋时代的部分;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所以价值也不算大。
三是战国部分;由于是当时的纪年,所以价值之大,如同《春秋》一个样。这部书,仍可以纠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关于战国史事的错误。”
历史难有真相,只能残存一些道理。正如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管记录者还是阅读者,都很难避免对所谓“事实”带有某些特定色彩的解读和评判。孰是孰非、孰真孰假,难有定论,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这才是永远不变的最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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