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了近20年的“港区国安法”立法随着两会的闭幕尘埃落定；两星期后，折腾已久的《国歌条例》也正式在港刊宪生效，肆意“嘘国歌”的行为终于要被套上法律的枷锁。强调“两制”之后强化“一国”意识，面对这一大势，也让香港反对派坐立不安。
而在社会层面，新冠疫情使得反对派的暴力抗议有所缓和，但关于政治权利的争执从未停息。在反对派的大声量下，即使“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主权问题，也被重新裹入舆论的漩涡。比如最近九龙塘香岛中学有老师因纵容学生演奏“乱港歌曲”而被校方拒绝续约，事情引来全港内外媒体关注。
就这些时事，观察者网采访了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前会长邓飞先生。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不存在政治中立”
观察者网：前不久有老师因未禁止学生在考试时演奏“乱港歌曲”，而失去学校续约。看网上资料介绍，该老师所在的九龙塘香岛中学是正校，您所在的将军澳香岛中学是分校，不知道您这边是否了解事情的最新进展？
邓飞：两个香岛中学不是正校与分校之分，严格说来是同一个办学团体里面不同的学校。这事其实没什么特别进展，因为老师不是“解聘”，而是下个学年“不再续约”，两者不同。解聘是指马上解除雇佣合约，这做法在教育界很罕见，一般不至于这么处理。如今老师也没正式去劳工部或教育部门投诉，所以其实没什么可以跟进的。
九龙塘香岛中学（资料图/谷歌地图）
观察者网：校内师生对于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吗？
邓飞：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因为本来香港民间办学，一方面受政府资助，就必须对教育局负责。既然教育局三令五申，尤其是给全香港的校长发了信，明确反对在校园内进行所有政治性活动，包括演奏这首“乱港歌曲”，那老师还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民间办学，每个办学团体都可以有自己的办学宗旨和理念，而我们香岛中学创办至今74年以来都是爱国爱港，我们是最早在香港奏唱国歌、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这点没任何隐瞒，全香港都知道，内地知道的也不少，包括BBC在内的海外媒体也都清楚。在我们办学理念这么明确之下，老师如果还在进行违背理念的教育工作，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从校长到校董会都认为这不可接受。
香岛中学是“传统爱国学校”（图/中新社）
观察者网：从该老师到一些反对派，都以教师应“政治中立”为由为自己辩驳、批评香岛中学。您也曾当过教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一理由？
邓飞：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不存在中立不中立，这是必须要支持、落实的。
有时候反对派所谓的“政治中立”，只是变相纵容宣扬“港独”分裂思潮、号召在校园内进行罢课乃至牵涉暴力等政治行动的一种幌子。说明白点，就是老师以“政治中立”为由，纵容学生随便闹。可以说，这种“政治中立”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连国际学校都认为《国歌条例》是应有之义”
观察者网：《国歌条例》6月12日刊宪生效。能否向内地读者介绍下，现在的香港中学一般会在哪些场合奏唱国歌？
邓飞：在《国歌条例》出来之前，仪式安排属于校本管理，教育局会出指示，建议大家在某些重大日子进行相关仪式。一般来说，国庆节和香港回归纪念日这两天是肯定的，其他时候不同学校有不同编排，比如有的学校也会在开学礼和结业礼上奏唱国歌。
而有了《国歌条例》之后，就不完全是校本管理了，至少有两方面会规定下来。首先，除了回归日和国庆节之外，其他一些重要节日是不是也要奏唱国歌？为此，教育局发出的指令可能就带有一种规范性，而不再只是劝导或建议。比确定日子更重要的是奏唱国歌时的仪式，不能再松松垮垮了，相关的仪式动作应该也会进行规范。
观察者网：对于《国歌条例》，反对派有什么反弹吗？
邓飞：反对派对《国歌条例》的反对，倒没有像对国安法等其他法律那般厉害。因为在香港，不论是教育界还是社会大众，本来都认为这是应有之义。
让大家意外的是，香港的一些国际学校据说是最早支持国歌、国旗条例在校园里落实的。在香港，开办国际学校一般要先挂靠一个外国领事馆，而它们却是最早一批支持条例落实的，让大家始料不及。它们可能有两个仪式，既奏中国国歌，也奏本国国歌。估计它们也认为这确实是应有之义；就香港反对派煞有介事，把什么东西都拿来争议。
·“推动国安法教育要专业”
观察者网：您刚说到国安法，记得您之前曾提过，听闻中央要求香港社会推广国家安全教育时，老师们的第一反应是错愕。这事儿能详细说说吗？
邓飞：主要是一直以来没这个做法。回归23年，别说法律，光是国家安全观念的教育，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基本是一片空白。说难听点，23条立法说了这么多年都立不成，大家就没把国家安全当回事儿，自然也没在学校里进行相关的教育推广。现在忽然之间不单是要教国家安全这种观念，甚至要教一部国家安全法，不是泛泛而谈，要求更加细致和专业，因此觉得很意外。
观察者网：谈及中央-香港关系，专家学者会用“蜜月期”“繁荣期”“分歧”等词汇划分讨论；您可否给我们总结一下，从回归前后至今，中央在香港教育方面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邓飞：中央跟香港特区的关系，可能阶段性的变化会稍微多些；而在教育方面的真正关注，倒没有那么复杂的变化。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对香港的教育事务，至少看上去是抱持着一种充分信任的态度。如说要加强两地的往来，支持香港学生到内地交流考察，内地从中央到地方就都推出政策来配合；对于香港内部的课程、教学、考试等事务，中央也都充分信任。
直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里面提出“全面管治权”的说法，反映出中央对特区教育的关注度开始提升，关心香港教育是不是出现一些不利于正确理解和实践“一国两制”的偏差。
再后来大家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2014年违法占中，2016年新年发生旺角暴乱，去年就更厉害了，出现修例风波。这时候不光中央对香港特区的教育越来越关注，即使是本地的家长，对教育界、对老师的信心也都开始出现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可能就希望能推动本地教育部门在课程、考试方面的监管，监管相关内容是否真的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也希望教育部门能关注学校老师如何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
观察者网：您是教育工作者，以您亲身实践来看，在推动国家安全法教育中应注意哪些事项？我们也知道现在香港教师队伍里有很多所谓的“黄师”，要如何避免国安法在教授讲解时被这些反对派污名化？
邓飞：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如果泛泛而谈地去教国家安全，反而有很大的被歪曲或误导的空间；若是教法律，我反倒不太担心。因为普法教育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法条，二是案例，这两者缺一不可，而法条不能乱说，香港又是实行普通法制度，案例的重要性非常高，如此一来，因模糊而被歪曲的空间将大大减少。
观察者网：您刚两次提到“专业”，那在您看来，在推广国家安全法教育时，怎样做才算“专业”？
邓飞：这里的专业包括两方面，一是法律，二是教育。
对于法律法学而言，无论是法条里涉及的法律概念，还是对于司法案例的理解，都是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法律训练的。香港实行普通法，一本书几百页，里面引用各种法条先例、他国案例，如果你没经过法律训练，可能每个字都能看懂，但加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估计很多人都分不清什么是“大陆法”，什么是“普通法”，经常望文生义，将“大陆”理解成“中国大陆”，“普通法”理解成“普普通通的法律”，实际上完全大搭调。很多年前我就看见有的老师在他的教材笔记里误会这两个词的概念。一开始教人1 1=3，后续还想教人函数、解析几何？拉倒吧，根本不可能教下去的。换而言之，法律方面必须要专业、准确，不能理解错。
第二就是教育上要专业。我们不能把法条扔下去让学生们自己看着办，应该因应这些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做一个剪裁，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知识基础，把港区国安法乃至整部基本法划分成不同的学习元素，制定不同版本的内容，比如小学学这个，初中教另一部分，高中再掌握其他知识。这就是教育的专业化。其实包括语数英在内，所有的学科都是这样的，按照年龄、年级来划分学习元素进行教学。
·“建制派的文宣要与时俱进”
观察者网：不管是《国歌条例》还是“港区国安法”，可以说都属于他律。有没什么方法，能让爱国成为香港青少年的一种情感自觉？
邓飞：这事不容易。这不是改动某个学校课程或修改学术管理规范就能水到渠成的，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人心回归其实蛮困难的，23年过去了，不但没回归，反而变成鄙视、抵制，这要移风易俗，非常艰难，但是仍得一步步去做。
学校有学校的做法，社会有社会的做法，内地如何配合，本地又如何承担起这个责任，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过程。我觉得从宏观来说，只要整个国家甚至全球华人社会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好，那么中长期来说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具体到香港，我认为对于反对派那些侮辱内地的宣传，要做非常及时准确的反击。
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香港媒体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反对派手里，真正能对青少年进行洗脑的其实是反对派，而不是建制派。而反对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大量文宣，尽量妖魔化中国内地——尤其是网络视频新闻，他们尽量抹去内地改善、进步的一面，如今反对派对内地的抹黑还不只针对政治体制，甚至扩大到整个内地人族群——久而久之，香港的青少年就很自然地得出一个观念，即内地全面大黑暗，什么都不好。对于反对派这种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妖魔化，关于中国内地的宣传必须要及时到位，要以更大的篇幅去反击他们。
反击的技术难度其实很高，高难度的地方并不在于内容——网络资讯时代大家都不缺内容，而在与网络时代在大数据推动下，会形成同温层。比如孩子们已经习惯只接收反对派某些网媒的信息，自动屏蔽了其他立场的资讯，这是大数据分析推动的结果。如何突破这种大数据所造成的“信息茧房”，是个很大的技术难关，但又必须要攻克，否则你有再好的内容也进不到青少年的心里去，他们永远接触的都是少量反对派媒体极尽渲染的负面信息。
学校的课程和考试，我们当然要改善，但不能只依靠这几项去移风易俗。说句实在的，在网络时代，一位家长或老师对青少年思想品德乃至人格形成的影响力是在下降的，而不是提升；周遭世界对青少年三观的形成，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力。在这方面，建制派不光是缺乏自己的内容论述，也没技术手段突破大数据造成的信息分隔。相反地，反对派却有能力把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断打进建制派的群组里。
关于网络时代青少年价值形成的学术理论研究，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港澳台，其实都是缺乏的，在这方面研究得最精彩的是韩国。
韩国人提出一个术语——“B级时代”，指代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它所对应的“A级”指主流、传统的东西，所以B级时代的特征之一是反传统，其中最经典的反传统表现就是鸟叔《江南Style》的兴起。近几年韩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也很多，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在其间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的表现也跟传统的那些人完全不同。
韩国统一研究院每年追踪研究，发现韩国的青年一代几乎没有“天然统”，超6成的青少年人拒绝跟朝鲜统一。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韩国人会花大功夫研究网络时代青少年这一价值观的形成，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非常充实，并会寻找对症下药的办法。相比之下，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港澳台，在这方面的实践都处于弱势——国民党基本上是废了，澳门相对来说平静一点，而香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是缺失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花相当的力量去研究香港的“Y世代”（香港的80、90后），不去研究这些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价值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只是在布置一些老式宣传推广教育，比如满大街张贴海报，这是完全没用的，因为现在的青少年根本不看。
现在的青少年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过瘾，要的是一种类似打网游的快感。所以你可以看到，反对派的文宣产品，无论是视频的还是文字的，都充满了网游的味道。你看去年的修例风波，那些所谓的黑暴也好，“和理非”的青少年也罢，他们被动员出来，浑身上下黑衣装备，其实就是把虚拟世界里的东西——如内地游戏“吃鸡”——搬到现实中来，他们从中获得一种打网游般的快感。
我们需要的就是类似反对派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宣，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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