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苛捐杂税逼出了泾原兵变，随后地区独立性逐渐加强

以泾原兵变为分水岭，唐代政治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唐廷的藩镇政策。一方面中央不得不以审慎的态度，采取温和的手段对待藩镇。另一方面唐廷也没有放弃使用武力，只是在此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同时德宗也在经历了泾原兵变和李怀光之叛后猜忌之心日益增强，从而导致其为政之风的变化。

暴动者又利用唐王朝内部矛盾，与前来镇压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军反唐，迫使德宗再逃梁州，使唐政权重陷困难境地。直至兴元元年六月，唐依靠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等人，费了不少周折才收复长安。朱泚被逼北走，企图投奔吐蕃，为部下所杀，历时九个月的泾原之变，就此结束。

1、泾原兵卒构成

泾原兵的组成比较复杂，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至德年间由四镇、北庭开来中原，协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军队，他们分别进驻河南、河北、山西的一些地方，最后来到了陕西凤翔、邠宁一带，“久羁旅，数迁徙”，“颇积劳怨”。大历三年（768年）因再徙泾州，“众皆怨诽”。曾酝酿反抗遭镇压之后，才被迫迁来泾州。

一是大历八年（773年），当时任此州节度使的朱泚，派来泾州防秋的“五千精骑”。第二年，他也又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入朝防秋。这些兵也分另部署在泾州、奉天、凤翔至京城一带。这些防秋兵，“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因此很少能安心职守、重视敌情的。

由可见，事变的发动者和加入者，多是边庭赴难的戍卒或来京西防秋的士兵，他们对“久羁旅，数迁徙”，日夜艰苦，战事不息，“永无休暇之娱”本来就十分“怨诽”。

2、沉重赋税盘剥

德宗时期战乱频繁，对外多与边境之外的吐蕃贵族交战；对内诸藩连兵，“连年不解甲胄”。军费开支过大，导致国库空虚，为了筹措军费，德宗只能在原两税法的基础上颁布实施一些杂税。

（1）首先是两税法术身流弊的发展。

建中三年（782年）即两税法颁布后的两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唐王朝不仅认可，而且还“召他道悉如淮南”，在它能控制的州、县，普遍加税百分之二十。结果，弄得“黎人重困，轴杼犹空”。泾原在长安西北，为关中之要镇，是唐政权势力一可及的地方，唐王朝既能调泾原之师以赴援，当然也就更能增该地之税以饷军，两税法的这一流弊带来的痛苦，泾原人民是饱尝到的。

（2）其次是两税外的苛敛。

左拾遗沈济既曾经对德宗说“臣尝示于天下财，耗之大者唯二事焉”，一是兵费，一是官费用，“其中最多者兵费”。军士出征或奉调“出其境者”，除了“本道之粮”留给家属之外，又有“出界粮”、酒肉饷。“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政府用这种不同寻常的待遇，诱使应募从军的百姓去为它们卖命，如此一来，“常赋不能供”，“用益不给”，于是两锐之外“敢有加敛，以枉法论”的规定不作数了，新的苛杂一天天地多了起来。

这两种税实行之后，“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从人心摇动“多入南山为盗”，到天下“嚣然”，类似泾原变故的出现，是当时人们预料到的斗争发展。

3、京师空虚为兵败提供了可能性。

唐德宗为了征讨河北淮西叛镇，将西北边防兵、神策兵悉数调往南北战场，不仅造成了边防的空虚，也让京师没了守卫之军。陆贽曾在上奏德宗《论关中事宜状》中写道：“陛下又为之算室庐，贷商贾，倾司府之币，设请榷之科．关辅之间，徽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

但是德宗没有放在心上，毕竟谁也没有料到泾原兵有如此大的胆子，竟然在天子脚下叛乱。可惜当时由于长期以来制度上的破坏和阙失，白志珍所招募的士兵皆为市井之徒充数，致使在泾原兵卒叛乱的时候，竟然无人救驾。

以上所讲的三点，大致是泾原兵卒发生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泾原兵卒的叛乱是因为王雄犒赏太薄，是德宗吝于钱财，但这一说法过于表面。通过了解泾原兵变发生的前后史实，可知德宗的主要失误在于忽视内部叛乱的可能性，陆贽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德宗没有接受。反而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打败叛镇，可惜由于各节镇之间的不和以及利益争夺等问题，反而丧失了优势。

（一）对唐德宗的影响

泾原之变，对于唐德宗而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德宗执政之初立志解决肃代时期藩镇跋扈的状态，力图重建中央权威，于建中二年（781年）至建中三年（782年）开始了对河朔藩镇大规模的用兵，并在河北和淮西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中央直属的神策军几乎全被调往前线，最终酿成了泾原兵卒的叛乱，唐德宗仓皇逃亡奉天。虽然德宗最后重返长安，但是已经深受重创，自此之后德宗的执政风格一改往日，也放弃了对河朔藩镇的武力，而是采取了姑息之策；另一方面对群臣的猜忌之心日益加重，将为政重点转向内部加强个人权力。

第一、 陆贽罢相之后，德宗不再任相

第二、 以宦官来统领禁军

自鱼朝恩罢免之后，不再以宦官为禁军之首。德宗时，以军权委白志贞，但是泾原兵变起，德宗诏之竞无人救驾。

“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不听，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竞无一人至者。”相反，“有窦文场、霍仙鸣者，尝事上于东宫，至是，帅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

（二）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1）地区独立性加强

泾原兵变使中央政府权威遭受重大打击，宣告了中央政府削藩之策的失败，唐廷不得不停止东战场的战斗，听从陆贽的建议，于明年正月颁布了兴元赦书，下诏罪己。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之罪，对于朱滔，若能孝顺朝廷，也给他改过的机会，唯朱溉因为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故而不在赦免之列。可见，赦书是德宗的妥协之书，但是地方节度也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河北重新回到了之前拥兵自重的局面。

李怀光覆灭之后，河北藩镇基本又恢复到战前状态，田悦、朱滔、王武俊等相继死去，但是继任者仍是桀骜不驯，唐中央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仍然只有京师西部以及东南的一些藩镇。对于节度使的任免，一方面，地方尤其是河北仍是自主选择，中央政府虽也过问，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都采取了默认，行军司马的设置虽然是出于中央的意志，但是变数很大，地方将帅的用力仍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士兵之手：“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言于同列，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汾阳王闻之，谓僚属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

一些聪明的藩将就会采取一种灵活的策略，在前任节度使死的时候，仍然向朝廷求节，但却是象征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对于那些嚣张的藩镇节帅，德宗还是毫不留情地出兵打击，但是几次出兵均失利，这再次动摇了德宗的意志，增长了地方的独立性。

（2）免除苛捐杂税，鼓励军民生产

泾原之师的暴动，给了唐朝统治者沉重的一击，迫使他们“赋敛无度”的罪恶行泾，不得不有所克制，不得不实行一些缓和剥削、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

首先减免苛捐杂税。

其次取消了对“胡客”的供给。

所谓“胡客”，就是在这以前留在长安的外国使臣，约计四千人，自从吐蕃占据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以后，他们“归路既绝”，其人马给养，长期以来都由唐王朝安排近畿府、县负担，“长安市肆不胜其弊”，这些人，留京师时间不短，有的超过四十年，都有家小、田宅，并放高利贷，谁也不愿意归国。唐政府遂停止其给养，按他们的情况，分别委任充当将卒，如此一来，“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

再次，鼓励军民生产。

贞元二年（786年），命令各地选拣耕牛进贡，“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分给有地无牛的百姓以耕牛，并确定“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第二年又按宰相李泌的办法，收买耕牛、冶铸农器、搜集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唐王朝扶植农业生产的此类措施，在边镇特别在关中是起了较好的作用，《旧唐书·食货下》记载，自藩镇连年战争以来，“凶荒相属”，但是到了贞元三年（787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一斗米的价格，只是兴元时期的百分之十五。边镇通过鼓励生产，也“颇有积储”，泾原、陇右两地，主将“皆帅卒力田”，几年来“军食充羡”，泾陇一带也出现了安定局面。

泾原兵变是唐代中叶政治的分水岭，兵变之前，唐廷试图扭转先朝时期藩镇林立，跋扈不臣的局面，但是，由于唐廷举措失当，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最终酿成了泾原兵卒的哗变。泾原兵变不仅也对德宗本人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德宗对武臣将相的猜忌之心加重，另一方面最终导致了德宗陷入一种极端的权力控；更重要对中唐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对待藩镇问题上陷入了矛盾和极端化。一方面中央政府不得不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藩镇； 另一方面， 面对河北藩镇，中央又无奈之何， 又不得不采取了姑息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