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亦吾曾帮周恩来,离世8年后其子进京求职,周总理和他谈3小时
1949年7月份,济南的高肇甫先生,给身在北京的周恩来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两点:
第一:告诉周恩来,这么多年来高家人生活得不太如意,言下之意是想进京求职;
第二:向周恩来诉说母亲对他的怀思之情。
其实对于这封信,高肇甫是想了许久后才敢动笔的。他不确定,已经身居要职的周恩来,是否还记得他们高家。毕竟周恩来和高家已经有近30年没联系了,毕竟父亲高亦吾只是他的小学老师。
但高肇甫显然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父命在上!
8年前春节刚过,父亲高亦吾临终前曾非常正式地把全家人都叫到身边,交代后事。对儿子高肇甫,老爷子只交代了一句话:
你日后可去找周恩来,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很好待你。要记住,听他的安排,跟着他不会走错路。
话毕,60岁的高老爷子才肯咽气。
自从患上脑膜炎后,老爷子说话就不太利索了。但最后这两句话,全家人都听得很真切。此时,高肇甫才知道:整整21年了,父亲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在课堂上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生。
图:高亦吾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老爷子这两句遗言,其实有两点在当时来说是不太寻常的:
第一点:老爷子这话是在1941年春天说的,当时是日本人最猖獗的一段时间,周恩来的名字长期在日本人悬赏捉拿的名单上挂着。他的将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老爷子那时候就料到了,将来有一天,自己这个弟子一定会有出息,作为老师他笃信这一点。这种眼力,不寻常。
第二点:老爷子最后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是1920年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到他说这话时两人已经是21年不见,但他却对儿子说“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很好待你”。那样的乱世里,多少骨肉亲情都被辜负了,难道真的会有不因岁月改变的师生情吗?老爷子笃信这一点。这种相信,不寻常。
既然父亲都这样交代了,那高肇甫自然只能照办。只是在接下来的8年里,高肇甫真的不太有机会能找到周恩来。因为多数时候,他只能在各种报纸上看到周恩来的消息。
直到1949年7月,大局已定,高肇甫知道周恩来在北京了,才写信给他。在他看来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至于对方会不会回,自己能不能进京工作,他都是不确定的。
不久,他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内容概括下来就是4个字:
来京一叙。
高肇甫到达北京已经是数日后了,一进京其实他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不该来,原因是:周恩来太忙了。
接待高肇甫的是一位姓杨的秘书,他给了高肇甫50块钱,还拿了一身中山装给他换上。并告诉他这都是周总理的安排,只是总理现在太忙了,还腾不出时间来见他。这一等又是数日,直到有一天杨秘书打电话给他,称总理终于有时间了,让他赶紧到西花厅来。
就这样,高肇甫终于见到了总理,因为紧张他甚至一度说不出话来。而周恩来听到恩师已经离世的消息,泪流满面。对此,高肇甫是没有预料到的。他不清楚总理为何对父亲有这么深的感情,在他看来老爷子不就是一个小地方的穷酸老师吗?
在接下来长达3个小时之久的谈话里,基本上是周恩来在回忆,而高肇甫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听众。正是因为这些点滴的回忆,高肇甫才明白了,为何父亲会留下那样不寻常的遗言。
图:周恩来
高亦吾是济南章丘人,1881年出生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他是一个奇才,12岁时就读完了四书五经,16岁就进入了山东高等学堂历史系。
那时候学历史的年轻人,多数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但高亦吾不一样。他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同学们成立了诗社,只要有空他就带着同学们走上街头演讲,号召大家一起反清反帝。
这样的学生济南当局肯定留不得,于是高亦吾成了抓捕对象,不得已之下他从济南逃到了东北奉天,在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当历史老师。这一年是1909年年末,高亦吾28岁。
教一群小学生,对饱学的高亦吾来说,显然是小菜一碟。唯一让他觉得不快的是,在这所小学他没办法再大谈救国之道,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听不懂、或者说也没什么兴趣听。
直到一年后的秋天,他在课堂上认识了一个带着南方口音的男生:12岁的周恩来。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么有意思,它会以一种当事人想不到的方式,给执着追求理想的人一些特殊的奖励。周恩来的到来,就是生活给高亦吾最大的的奖励!
其实刚入学时,周恩来就听学长们说起过:咱们学校的历史老师是个奇怪的老师。他在光绪末年就剪掉了长辫子,上课时不穿长衫,永远是洋装革履。而且每次讲课都爱跑题,不管开始讲什么内容,最后都能扯到反帝反封建之类的革命上去。
虽然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当周恩来真的来听高亦吾的课时,还是被震撼到了。激昂的语调、沉痛的话题,一句一字都扎在了周恩来心里,这些东西是他在老家的私塾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多年后,周总理仍然记得有一堂课,高老师说的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那一堂课他和很多同学都听哭了……
高亦吾讲得神采飞扬,周恩来听得义愤填膺。而且听完之后,周恩来还总是找到老师,问各种问题。不久后,高亦吾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周恩来:
他是我执教以来碰到的最好学生。
高老师这样说显然不只是因为周恩来成绩好,而是出于一种知己式的欣赏。他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的小学,能遇到一个听得懂大道理的孩子。
从那以后,高亦吾会给周恩来讲他自己的事:讲他当初在济南搞革命时做的那些大事;讲他因为搞革命,连累母亲被下了大狱;讲他希望将来有机会,还能继续干革命……
有时候两人聊得太晚了,高亦吾就留周恩来在家里吃饭、在家里住下。他知道周恩来是刚刚从淮安出来,一直借住在四伯父家里,每天只有几个铜板吃饭,所以每次做了什么好吃的,他都要给周恩来备上一份。
小小年纪的周恩来,虽然听得懂高老师说的这些大道理,却并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高老师带着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广场,他振臂高呼:
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
看着热情的学子,看着不顾危险的老师,这时候的周恩来才突然理解了他。回到学校,他做了一件让高亦吾没想到的事:
剪掉了长辫。
就这样,周恩来成了学校里第一个剪掉长辫子的学生。至此,东关模范学校里奇怪的就不只是一个姓高的老师了,还有一位姓周的学生,两人都是短发。
图:周恩来
正是因为受到高老师的影响,在数天后,周恩来“一鸣惊人”。
那天是一节修身课,上课的是学校的魏老校长。一时突发奇想,他问了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
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学生们给了他很多回答:
为明理而读书
为做官而读书
为吃饭而读书
为挣钱而读书
这些回答都是再正常不过的,魏校长觉得他们说得挺好。同学们如此踊跃,但一向爱发言的周恩来却坐在一边没有说话。魏校长于是刻意点名,就是这一天周恩来说出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年,周恩来不到13岁。一个13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老校长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带着疑惑又问了一次:
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
答案还是一样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9个字,铿锵有力。过了许久,老校长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志者当效周生!
周恩来在100多年前说的这段话,成为了一代人的座右铭,直到现在这个片段仍被选录在语文课本中。
后来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为何一个小学生,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后来的几十年,他会用一生去践行当年说过的这句话。原因,其实我们可以从高亦吾身上找到。有时候,一个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一生的。
此后,周恩来成了全校的名人。这一年的10月份,入东关模范学校的第二年,周恩来写了一篇名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其中有一节是这样的:
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
这是周恩来保存下来最早的一篇文章。不知大家读到这段文字,是否能相信这是一个不满14岁的孩子写的?
“成伟大人物”在那时,就已经成为了周恩来的人生追求之一。至于何为“伟大人物”,当时小小年纪的周恩来在后一句话里,是打了一个问号的。而在多年后,他活成了无数国人心中伟大人物该有的样子。
对于这篇作文,当时国文老师给出的评价是:
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
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不久,这篇作文被上海进步书局和大东书局两大书局同时当成了范文,出版给全国学生看。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周恩来的优秀是从南开开始的。但从这篇作文来看,时间要更早。
两年后,因为四伯父工作的调动,周恩来要离开奉天了,32岁的高亦吾万般不舍。他想送学生一件礼物,听说已经有老师送了诗、画等。他不想和别人一样,所以提笔送了周恩来两个字:
翔宇
这两个字,就这样成了周恩来的字。
接下来几十年里,周恩来给人写信时,基本上都署名“翔宇”。翱翔于宇宙,高老师这两个字取得很大气,周恩来看完高兴得很,也班门弄斧,回赠了老师这样几个字:
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
图:周恩来
此次分别后,周恩来和高老师就很少见面了。高老师在奉天没干几年,就去了北平,在一个公署任职。
而周恩来,则如愿地入南开学校读中学。期间,他曾留学日本,后又回到南开继续念大学。虽然在整个读书生涯,他都很穷,但却十分活跃。他在天津办觉悟社,带着同学们走上街头,这些当年高老师年轻时做过的事,他也全部都做了。那时候的天津教育界,都知道南开有个姓周的学生,胆子大得很!
一个在北平,一个在天津,周恩来再见到高老师时,是他去北平组织学生活动时。师生再见面,高亦吾只叮嘱了一句话:
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拿一切成员,你千万务必当心!
高老师能说出这番话,周恩来其实是颇为惊讶的,原来这些年老师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动向。
但在当时的周恩来看来,他现在做的这些事,其实就是和老师10年前在济南做的事是一样的。当时老师都敢做,他又有什么好害怕的。而对高亦吾来说,他是真的担心,毕竟执教这么多年来,周恩来是他最好的学生。
回到天津后,高老师的话果然应验了。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20余人因抵制日货、抗议军警而被天津当局逮捕。
这事传到高亦吾耳朵里后,把他急坏了。当时他正在北平公署任职,也就是说他也是政府的人。
39岁的高亦吾,此时上有老母亲需要养活,下有一双儿女需要照顾。这时候如果出手帮周恩来,无疑是要丢饭碗的。但他没有犹豫,直接赶到天津,要帮一帮自己的好学生。
这个曾经一身傲骨的读书人,当年自己被追捕的时候,都从来没有认过怂,如今却为了一个只教了两年的学生四处求人。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显然不太容易理解。但在当时,面对周恩来这件事,很多老师都做出了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这些老师里有能说得上话的教育名流,如南开大学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也有像高亦吾这样的普通老师,如南开体育老师韩慕侠,这位武艺高强的韩老师,甚至跑到了省长办公室和省长理论。
为何这些人都愿意为一个穷学生去求人?笔者认为,这种偏爱其实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私交,而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周恩来身上,找到了大中华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等人被放了出来。这次事件,让周恩来由天津名人,变成了全国名人。
出狱后,周恩来与高亦吾再次相见了。这次相见的气氛注定是悲伤的,因为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了搞革命是一条怎样艰辛的路;而惊魂未定的高亦吾,也明白这个学生将来的路不会好走。
这一年,周恩来挥泪告别恩师,登上了“波尔多”号赴欧洲留学。这一年,距离他喊出那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过去了9年多。
这次见面,是周恩来和高亦吾最后一次见面。在那样的烽火岁月里,师生俩的命运其实都被历史裹挟着。
图:周恩来
高亦吾丢了在北平的工作,回到了济南,在省建设厅任职。后因战乱,又回到了章丘老家,这段时间他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但在此期间,他拒绝了很多工作,拒绝的理由在当时很多俗人眼里,挺“傻”的。
他拒绝县长郭德夫的邀请,原因是:郭德夫是个亲日派。
他拒绝去某公署当秘书的肥差,原因是:公署主人有当汉奸的嫌疑。
别人都不理解,一个穷酸读书人,怎么就这么多穷讲究。对此,他就是一句话:
国家蒙难,民不聊生,替敌效劳,实愧堂堂华人国民!
这个话,和当年周恩来在作文里写的内容何其相似。所谓知己,大概就是从价值观的相似开始的。
此后,为了生计的高亦吾自己想办法,用多年攒下来的钱,在济南开了一间学馆教书。钱虽然赚得不多,但在他看来,至少这钱赚得干净!
在接下来的21年里,直到高老师病逝,周恩来都没有找到机会去章丘看看他。但在外时,周恩来从来没有忘记过恩师。
1936年,周恩来因西安事变的事,见到了张学良的秘书陆广勋。周恩来知道陆广勋认识高老师,便当场询问起恩师的状况,听说对方也不知道时,周恩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读书期间,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可以说,假如我少年时代没有恩师的栽培,就没有我个人的今天!
这话陆广勋印象很深,他没想到一个小学老师,周恩来能记这么多年。周恩来虽然是个外交天才,但其实并不擅长表达个人感情,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他都没有说过类似“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之类的话。
了解了这些,其实我们就能明白,为何他一接到恩师儿子高肇甫的信,就赶紧让他进京,还一谈就是3个小时。对于这位小学老师,他确实有太多的感激。这3个小时的谈话里,周恩来把和恩师过去的种种,都回忆得清清楚楚。
图:周总理和高肇甫一家合影
会面结束后,周恩来把高肇甫安排到政务院的档案科工作。虽然只是档案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但这也是周恩来平生唯一一次,破例给人安排工作。
唯一一次,这个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但两个亲弟弟却都有孩子。周恩来任总理后,对这些亲侄子、亲侄女立了十条家规,笔者列出其中前5项,大家看一看: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正是在这样的家规之下,周家后人全部都低调生活。以其侄子周荣庆一家为例,他们在焦作生活了54年,在这54年里,连身边的邻居同事都不知道他们是周总理的亲戚,也不知道周荣庆的父亲周恩溥是殉国的烈士。
很显然,周恩来给高肇甫安排工作,并非出自私情。而是因为他很清楚高家人的风骨,这是出于对他们一家的尊重。对这样的人,周恩来愿意去安排。
当然,高肇甫也没让周总理失望。1953年,高肇甫响应号召请求去基层工作,临行前他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他向总理保证会做好份内的事,不丢父亲的脸。总理笑着对他说:
以后不要老总理总理的,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
就这样高肇甫到了淄博,在那里兢兢业业工作了半辈子。此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高家的情况,听说师母生日,他省吃俭用节约100块钱,给师母寄去。师母去世时,他又再寄了100元算是安葬费。
图:周恩来
1976年1月份,周总理病逝,高肇甫很想回京送一送总理,却收到了邓颖超的急电:
按恩来遗嘱丧事从简的要求,谢绝一切亲友进京。
高肇甫不能违背总理遗愿,只能在家里纪念。晚年的他从单位上退下来后,一直珍藏着总理给他的回信。他觉得这些信是高家的骄傲,是父亲和总理师生情的见证。
高亦吾先生,至死都没有看到周恩来当上总理的那一天,也没有看到他想要的那个新中国。但笔者相信,1941年春天,当他在弥留之际对儿子说出那段遗言时,其实已经预想到周恩来终将成为他作文里的“伟大人物”。这份笃定,他一直都有。谨以此文纪念周总理和高亦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