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四世是俄国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人物。1565年1月，伊凡四世突然携家人、卫队离开皇宫，来到距莫斯科东北100多公里以外的亚历山大罗夫村，并从那里给都主教阿法那西写信。伊凡四世在信中宣布自己退位，同时指责大多数主教、波雅尔和政府官员的背叛行为，但说他不生莫斯科普通市民的气。这是君主同国家机构的公开决裂。消息传出，人心浮动，惊恐不安。许多波雅尔不喜欢伊凡可又害怕他，没有敢利用沙皇宣布退位后造成的混乱形势。
伊凡四世对莫斯科城市下层的支持和政敌犹豫的判断看来是对的，波雅尔还是愿意与沙皇谈判。谈判的结果伊凡宣布复位，并回到首都，不久便在全国实行特辖制。莫斯科国家的大部分领土被列入沙皇的特辖区，由沙皇直接管理，独断专行，其余的地方（普通区）形式上由波雅尔杜马和政厅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沙皇限制了自己的权カ，由伊凡四世招募的特辖军在普通区随意发号施令，执行沙皇任何最无理和残忍的指令。死刑开始在全国频繁执行。第一批受难者是许多名门贵族的代表，包括伊凡四世自己的远亲、苏兹达尔王公的后裔。在用一系列处决削弱波雅尔杜马的同时，沙皇建立起特辖区的国家机关——特辖区杜马。
沙皇的特辖军则逐渐变成高于法律之上的騎士团，其成员除了伊凡四世外不服从任何人。特辖军中许多人是非名门出身的小封地贵族，也有不少大贵族的代表和穷困的世袭领主，伊凡按对自己是否忠诚的原则来挑选帮手。11566年夏，为讨论是继续进行立沃尼亚战争还是订立和约的问题，沙皇召开了第一次全俄缙绅会议。伊凡四世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吓倒了所有心怀不满的反对者，遂宣布大放，并号召为对外战争献计献策。缙绅会议的一些参加者借机联名上书，要求废止特辖制，以利于对外战争。
然而此举不仅没有使沙皇改变以前的决定，反而使他的镇压变本加厉。现在的蒙难者开始成为原莫斯科的波雅尔、服役贵族、政厅官员以及教会的代表。1566年，200名联名上书的服役贵族被杀，这意味着不仅是波雅尔，而且连服役贵族也不得对沙皇的决定持异议。沙皇的残酷镇压引起了教会上层的抗议，1566年5月都主教阿法纳西愤而辞职。同年接任都主教的菲利普因为在鸟斯宾大教堂当众指责伊凡，结果他先被解职流放，后被暗杀。1567年沙皇又根据所谓截获“信件”，认为波雅尔杜马领导人费多罗夫等人准备政变，导致150名波雅尔和300名仆从被杀。1569年沙皇的堂兄弟斯塔里茨基王公也被处决，这对于伊凡四世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斯塔里茨基不仅性格懦弱而且没有治国才能。
同斯塔里茨基王公一起被杀的还有其妻子和年方9岁的女儿。1569年12月特辖军进军并破坏了特维尔城，接着进军诺夫哥罗德，罪名是诺夫哥罗德欲投降立陶宛。1570年1月特辖军人城后对市民进行大规模的抢劫、屠杀和侮辱，甚至连教堂和修道院都不能幸免。教堂的钱物被没收，一些神甫和修士也惨遭杀害。这样的抢劫和屠杀在诺夫哥罗德持续了六个星期，每天有1000-1500人被杀害。沙皇越杀疑心越大，越杀背叛者越多。到70年代初连沙皇的亲信、特辖军创始人巴斯曼诺夫等人都牵扯进来，他们也都被杀死。沙皇在消灭了自己罪行的参与者后，不久就仓促放弃了特辖制思想，1572年特辖制被正式废除。
尽管恢复了传统的统治方式，但沙皇对那些招他不满的世俗和教会人物的迫害仍在继续。1575~1576年曾再次短期实行了特辖制，虽然没有使用这个不受欢迎的术语。喜欢戏剧效果的伊凡四世又亠次宣布退位，指派受洗的鞑靼王子谢苗别克布拉道维奇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伊凡四世给自己保留了一些领地，并在听话的“沙皇”和封地禁卫军协助下进行管理。多疑的伊凡现在认为昔日的特辖军是叛乱的载体。好在“第二次特辖制”的喜剧很快就宣告结東，伊凡重新回到自己的皇位。
不过他给国家带来的依然不是安宁，而是白色恐怖和立沃尼亚战争。如何认识伊凡四世的特辖制？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界把特辖制看作是“打击反动的封建显贵的手段”，是巩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方式。苏联著名历史学家A.A.济明认为，“特辖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给封邑分裂现象的最后支柱以毁灭性的打击”。国内史学界也通常认为:“沙皇特辖制是16世纪50年代改革的继续。它摧毁了波雅尔勢力，消灭了封建割据残余…沙皇的权力大大加强，中央集权得到巩固。类似的评价并没有充分的根据。
波雅尔在伊凡四世时期并没有企图恢复封邑制度，他们的先辈早就开始为莫斯科统治者服务，为王权出谋划策，16世纪的波雅尔杜马和重臣拉达十分彻底地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就是证明。其实，产生这类评价的误导，关键在于把国家的中央集权化与君主一人权力的加强混为一谈，从而把特辖制看作是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手段。相反，特辖制在国家建立了两种平行的管理体制，显然并没有促进中央集权制。相信特辖制改革是“进步的”贵族反对“反动的”波雅尔的斗争完全是一个神话。特辖制年代沙皇对社会上层的划分并非根据是否为名门望族，也并非根据是世袭领主还是封地地主，而只是看其对沙皇独占权利是支持还是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