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开难开，越难越开！
这句话是形容的“学府北辰”之一，北方著名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期间的艰难处境。
说起南开大学，绕不过一个人：创办人之一张伯苓。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出生于1876年。
张伯苓投身教育，说起来还颇为曲折。少年张伯苓选择的人生之路并不是教育，而是从戎。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张伯苓和其他17名同学被派往北洋舰队实习。
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张伯苓由于资历尚幼，未能上舰操舵，眼睁睁看着北洋舰队全灭，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如急火焚心。
张伯苓并未就此离开海军，1896年，他被派往通济舰服务。两年后，英国强租威海卫，他又随舰前去办理移交，再次目睹了屈辱的一幕。
威海卫原本日军所占，悬挂日本太阳旗，清政府前往接收后，按照《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要立即转让给英国。
于是码头上演一出戏剧，中国的威海卫飘扬着太阳旗，太阳旗被降下，升起大清黄龙旗，随后清政府与英国代表交接，黄龙旗升起不到一天又被降下，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米字旗。
这场“国帜三易”的闹剧让张伯苓彻底对大清死心。他不禁自问：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
国家积弱到如此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海军无法拯救中国，张伯苓从威海卫归来后，愤然退役。
张伯苓思索良久，又东渡日本看到明治维新对教育的重视和努力，结识了倡导新学的严修，乃痛感“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从此开始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
老舍、曹禺都说过：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说这话时候，南开大学已经是“学府北辰”之一，是当时条件下，学术上最璀璨的星星。
然而南开大学创办的艰辛，不是个中人是无法体会的。
1904年，在严修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在天津城西南一块俗称为“南开洼”的地方，创建了“私立中学堂”，后正式定名为“南开学校”，此为南开之始。
创立之初，南开中学仅有75名学生，经过张伯苓等人的不倦努力，到1917年，已发展到有学生1000多人。
完成中学学业后，一届届毕业生不得不依依不舍离开。在十几年办学中，张伯苓越来越觉得“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在那个年代，办高等学校既无经验，又无资金。
张伯苓心怀执念，不顾劝阻，以41岁的年龄赴美学习考察，当起了学生。此时他已功成名就，完全不必如此屈尊自己与洋学生同堂读书，但对张伯苓而言，当年立下的教育救国的誓言才是心之所系，身份、地位这些不过是过眼烟云。
1918年12月，张伯苓归国，带回了西方私立大学的教学理念和经验，但他还有资金问题需要解决。
这里要提到徐世昌、黎元洪等人，虽说这些政客们在民国舞台上长袖善舞，但在教育上他们也不含糊。得益于他们和天津士绅的资助，张伯苓得以筹措到资金，1919年春，大学教室开建，当年秋季落成。先开文科，后设理科和商科，后成为文、理、商三个学院，1923年又设女中，在当时十分难得。周恩来总理就曾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
南开校长张伯苓每天都在校园内挺胸阔步地行走，在战乱纷争的年代，他已然成为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被称为“南开先生”。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立志以教育救国的张伯苓自然不会有稍许妥协，哪怕面对日本驻天津司令梅津，他也敢当众给他难堪，南开和张伯苓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七七事变后，日本首先对南开动手，南开成为第一所被炸毁的学校，37栋建筑、十几万册图书资料在持续一天的轰炸中化为灰烬。
张伯苓难抑情绪，他说：南开凝聚我一生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听者无不动容！
蒋介石宣称：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建议得到批准，南开与清华、北大合组为临时大学，先于长沙开学，随后迁到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学校，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张伯苓因其教育上的成就受到国府重视，但他志不在政治，虽曾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是虚以为蛇，还曾被迫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也辞去。48年后，张伯苓避居重庆，深居简出，更不愿卷入政治。
到了1949年11月的一天，张伯苓重庆的家中迎来了贵客——蒋介石亲自到访。
蒋此来的目的直截了当：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立即起程去台湾。
面前的蒋介石虽身着军装，却已没了往日的神采，张伯苓与他更是相对无话。良久，才回复了一句：您抬爱我了。
局面陷入僵局。
还好张伯苓夫人王淑贞出来解围，向蒋大倒苦水，张伯苓年纪已老身体又不好，去了台湾也做不了什么事啦，您就让他退休吧。
蒋介石沉吟了一会，见夫妻不为所动，只好慢慢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出门外，两人沉默无言。
张伯苓选择留守大陆，1950年5月，他从重庆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热烈欢迎，此后他回到故乡天津。可惜此时张伯苓年岁已高，虽然有心为人民政府出力，终于力不从心。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
张伯苓的一生，就是实践他志愿“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的一生。他的成就并非仅仅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连为一体，形成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包罗了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南北都播下新式学校的火种，培育出无数人才。
周恩来总理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校长正是张伯苓，他曾回忆：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
老舍、曹禺、梅贻琦、范文澜、吴大猷、熊十力等也都是南开学生中的杰出代表。
张伯苓因此被后世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实至名归。
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张伯苓夫妇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
他又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