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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灭商以后，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巩固这个新兴国家。在这方面，周武王的兄弟周公姬旦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第一张近代化的纸币是清末开办的大清银行发行的，它印着周公的像。钞票上印周公的像是把他当作我国古代的理财专家。《周礼》有“泉府之官”，周公在财政经济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当然有资格把画像印在最早的钞票上。周公不仅是一个理财专家，而且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他是我国奴隶社会中最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之一。
周武王虽然灭亡商朝，但商朝的残余势力仍相当强大。武王不得不把纣王的儿子武度封在商的旧地，另派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带兵就近监视武庚。武王死后，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国王的职权，所谓“摄行政”。这引起管叔、蔡叔的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蛋语，造谣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乘机挑拨，一面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蒲姑等国发动武装叛变。为了镇压叛变，周公亲自率领军队进行第二次东征。叛乱者的声势也颇为浩大，经过三年持续的战争，才把他们打败。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受到放逐的处分。
《诗经·东山》篇反映了这一战役的艰苦性以及胜利后战士们凯归的喜悦心情。拥护武庚的商朝旧贵族虽然被打败，成为俘房，但他们还在追忆过去的威福，不愿接受周朝的统治。这一股被称为“股顽”的顽固势力仍然威胁着新政权。周公吸取武庚叛变的教训，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殷顽的势力，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周朝的国都在陕西，距离东方较远，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河南洛阳），把一部分殷顽迁到洛邑，就地统治，一面派了八师的军队监视他们，一面告诫他们说： “你们不服从天的意志，妄图反抗，我因此警告你们，如果再执迷不悟，我就要把你们囚禁起来，罚杀你们。这不是我周邦秉德不好，而是你们自作自受。
“现在我不想杀你们，我在洛邑建造了大城，你们如果能够驯顺地臣服我国，你们就得到安居乐业，上天还会怜钢你们。”
周公还把一部分股顽，作为奴隶分配给分封备地的贵族，强迫他们劳动。例如周公的儿子伯禽被封到鲁的时候，就分殷顽六族。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投降了周朝。武庚叛乱，微子启没有参加，可以说表现不错。周公允许他继续作为贵族，封在宋的地方，但仍扶植周围的陈、杞、焦等三个小国监视他。
周公对商族灵活地使用了镇压、分化等一系列的办法后，基本上消灭了商人组织反抗的可能性，为周朝的长期统治奠定基础。
周公在内政建设中也是卓著成效的。他在周原来的基础上，损益商朝的乘法，制订出一整套典章制度，即所谓“制礼作乐”。奴隶制国家周朝的“礼、乐”，当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为奴隶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疑间的。但比较起商朝的制度，
周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例如商朝的大祭祀，用牲口一次多至数百头，甚至杀人以充牺牲，这在前面已讲到过。周朝大祭祀用的“太牢之牲”不过一牛一羊一豕，或二牛，奢俭相差极远。商人杀人殉葬，残酷非凡。周朝世代重农，需要劳动力，贵族或国君死后，基本上不用人殉而用象形的草人、土车殉葬。商人迷信鬼神上帝，干什么都要卜间上帝。周人虽然也利用宗教迷信来统治“般顽”及其他的奴隶，但他们自己对“天”是怀疑的，认为“天不可信”、“天畏（威）染（非）忧”。这种怀疑精神在三千年前神权支配一切的时代就被周公等提出来，可算是非常进步的。要研究周公的思想以及周朝的礼乐都应该用历史主义的观点。
周公勤于政事，反对放荡佚乐的生活，在《酒诰》中，他用殷朝贵族酗酒败事的例子来警戒周朝的贵族，所谓“般鉴不远”。他渴 爱人才，汲汲如恐不及，他的儿子伯禽被封为鲁公，临行前，他谆谆告诫道：“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国内地位不算低了。但我接待宾客，发不及洗，饭不暇吃，还怕遗漏有才能的人。你到鲁国后切不可以国君的架子傲人。”
周公勤勤恳恳的政治作风，不仅见于史籍，也为地下出土的文物所证实。一九七七年七月在陕西出土的微史家族青铜器的铭文中，记载这个家族的“烈祖”于周伐纣后来见武王。周公为他们安排土地和房屋，让他们定居在歧国。这个家族后来世代作史官，为周朝的统治作出贡献。为降人安排土地房屋：这原是事务性的工作，随便派个人都可以解决问题，但周公却没有小看它，他要亲自顾问，让降人有地可用，有房屋可居，使他们安心为周朝的政治服务，消除后顾之忧，可以说是 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收效甚大。
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周武王和周公把王族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建立诸侯国。这种分封的办法，历史上称为“封建”，意思说“封邦建国”，它的含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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