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王朝初建时，封了五个异姓王：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
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汉高祖刘邦感到异常难受。让皇帝难过的人，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果不其然，刘邦以将各种借口编串起来，先后给韩信、彭越、英布罗织罪名，挨个收拾。
东南地区出现管理真空，若派官吏去管理，实行郡县制，王朝初建，官员数量不足，素质偏低，东南山高水长，地理复杂，民俗剽悍，难以有效管理。
有感于秦亡二代无宗室辅佐的教训，以及分封异姓王带来的噩梦不断，刘邦想到血缘宗亲，同姓刘氏，还是靠谱些。
于是乎，刘邦煞有介事地弄出“白马之盟”，昭告天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刘濞被封为吴王，领有吴越故地。
诏令发出，刘邦有些后悔，《史记.吴王传》中载：
“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这样神乎其神，能掐会算的事情，二十四史上记录无数，在占卜星相之术流行的时代，古人对这些相面预测未来的事情深信不疑，但史书是后来人写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他们自然十分清楚。刘邦能相出刘濞要造反，不足信，不过，这家伙后来的确是带头起来闹事，就是“七国之乱”，那为什么他放着好好的诸侯王不做，去选择反叛朝廷？
原因一：与皇帝的恩怨，由来已久
刘濞的父亲，是汉高祖刘邦的二哥刘仲，封代王，代地是汉朝边地，直面匈奴，刘邦将二哥封在代地，看来是寄予他很高的期望。“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刘邦东征西讨，元气满满，能力非凡，刘仲却是饭桶，匈奴的进攻，令刘仲惊慌失措，丢掉职职责不顾，狂奔千里，跑回长安。
“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
哥哥的窝囊废作风，令刘邦十分丢面，但终归是亲兄弟，他只是将刘仲贬爵为合阳侯。
令刘邦感到欣慰的是，刘仲的儿子刘濞却是少年英雄，“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英布是悍将，亦是一代枭雄，刘濞面对强敌，毫无畏惧，足以证明他有胆气。
就封吴王之初，刘濞还是谨守臣子本分的，他定期朝见皇帝。这种亲密关系，持续到汉文帝时期。某一年，吴王刘濞派太子去长安，例行朝贡。
皇太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闲来无事，让吴太子陪他饮茶、下棋。两个少年，亭台水榭之间，品茗，博奕，一幅恬适的图画。但年轻人火气盛，对奕过程中，发生了争执，同为太子，按宗法礼节规定，皇太子为尊，诸侯太子要尊奉皇太子，可吴太子缺乏教养，不尊重皇太子刘启。惹得刘启举起棋盘，砸死吴太子。
失去儿子，吴王刘濞异常悲愤，凶手是皇太子，他又能怎么样？只好把怨气与悲伤，生生咽下。
“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
藩王不朝见皇帝，在汉代是违法的行为，更何况没病装病，欺骗皇帝。朝廷不断拘讯吴使者，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后来汉文帝听取建议，将吴使全部放回去，赐吴王手杖，并恩准他可以不用进京朝见，“吴得释，其谋亦益解”。
长安与吴地的关系暂时得到了缓和，但，丧子之痛，岂是能忘记的事？
原因二：有雄厚的实力，野心膨胀
秦末的天下大乱，令百业凋蔽，人民困苦，汉朝建立，“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找不到一色的骏马，王侯将相只能坐牛车，天下穷困至极。汉朝开放山川湖泽，放开铜铁渔盐，任民自取，而不加赋，并“令民纵得自铸钱”， “故吴，诸侯也，以即山做钱，富埒天子”。
惠民的政策，到头来，先富了诸侯，“吴有豫章郡铜山，以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腰包鼓了，府库满了，刘濞的野心也冒出来，确切地说，是欲望重新被激活。十几年前，太子被杀，他就想过要闹事，只是条件还不成熟，如今，吴国国富民强，兵精粮足，占有三郡，五十三城，比汉景帝的胞弟梁王的地盘还大。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刘濞缺的是起兵的借口，而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就是“诛晁错，清君侧”。彼时，身为御史大夫的晁错，提出“削藩”之策，引发天下诸侯的震动，诸侯多有不满，刘濞正好利用这种舆情，鼓动他们参与反叛。
原因三：强势的诸侯，虚弱的朝廷
汉高祖刘邦封九大同姓诸侯，其中齐、赵、燕、代、梁、楚、淮南、吴等皆为大国，小者占有三郡，大者占有六郡，连城数十座，今天的华北、华中、江淮、东南等地，都属于各诸侯王。诸侯们自己设置官署，任免官吏，收取赋税，煮盐冶铁，开矿铸钱，组建军队，完全是国中之国，与周朝时期的诸侯没什么两样。
反观汉朝中央政府，直辖地域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等数个郡，地盘只占有“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农业发达的地区只有关中与巴蜀，而铜铁矿藏，只在蜀中，人口只占天下一半。
两者相对，本末强弱，十分明显，朝廷能自由调动的军队数量也不多，边境守卫部队，要应对匈奴人，不能轻易动用。鉴于这些条件，吴王刘濞才敢发动叛乱。
“七国之乱”，一夜之间爆发，战火燃烧江淮、黄河下游，却碰到了梁国的拼命抵抗，又遇到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他们运筹帷幄，决胜指挥，仅仅三个月，“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
结语
吴王刘濞作为“七国之乱”的祸首，本就是志大才疏之徒。他所倚仗的，不过是繁荣的经济，与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战争，讲究的是策略与战术。
起兵初期，联军大将军田禄伯曾建计：
“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两路进攻，东西齐进，令汉军首尾难顾。这条妙计，被吴太子否决了，刘濞听儿子的，便不听田禄伯的计策。
吴国年轻的桓将军，再献一计：
“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这条妙计也被刘濞否决，战争后期，吴楚联军就是因为粮道被周亚夫截断，军心崩溃，导致不战自乱。
叛乱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审时度势、运筹指挥、临阵决断、遇险不乱、战斗意志，哪一样都不能少，而刘濞缺乏为帅的能力，况且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晁错已死，进兵无名，天下民心皆在朝廷，刘濞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