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堪先生
《田中奏折》是《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的简称，即日本政府准备侵华的计划书。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以补册工人身份潜入日本皇宫，秘密抄录了《田中奏折》，并亲自护送回沈阳，交给张学良将军转呈国民政府，最早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野心。
《田中奏折》实为
日本侵华指导纲领
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
田中义一在此奏章中明确表示：“过去发生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区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国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
《田中奏折》一经曝光，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那么，这个奏折是怎样被公之于众的？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在日本长州的一个士族家庭。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官职亦由陆军参谋逐步晋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他一直都在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可谓一个“中国通”。
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他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了外务大臣与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还任命了主张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
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专门研究侵华政策。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1927年8月16日，日方在其占领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之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1927年底，田中义一又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所制定的侵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义一
情报人员云集东京
侦察密奏内容
《田中奏折》上呈以后，田中义一即公开宣称：“中国内乱很可能会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因大日本帝国在满蒙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益，故不论乱自何方，大日本帝国决予以适当之方式处理。”
田中义一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世界的警觉，都预料日本将占领中国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的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一时间，各国情报人员云集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
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秘密派员前往哈尔滨，拟出价50万现洋，从俄国人手中购买《田中奏折》。又传美国也愿出资20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但《田中奏折》还是被一位名叫蔡智堪的中国义士获得。蔡智堪，原籍台湾省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成为日本商界巨富。早在清末，他就加入同盟会。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曾掩护蔡锷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张学良接掌了东北军政大权。很快做出归顺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决定。他还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田中奏折》。
蔡智堪借政党矛盾
得以潜入皇宫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接到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王家桢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王家桢的字。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有颇多往来。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
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
几天后，床次找蔡智堪说：“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机会谋取奏折。”
又过了几天，床次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能将《田中奏折》公示国际，元老们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方面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将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给了王家桢。
田中内阁“东方会议”现场。右三为田中义一。
日本野心公之于众
成历史铁证
后来，蔡智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时50分，我携带着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补册工人，手执牧野交来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了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又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的‘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写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的。约六七十张,每页标签上都写着“田中首相奏章”几个字。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蔡智堪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一只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亲手将《田中奏折》的抄件交到了王家桢的手上。
王家桢见后大喜，立即将此抄件送至张学良府上。回来后，他才顾上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张学良命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智堪则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东京。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东京召开。
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国民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田中奏折》被曝光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他们一方面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一方面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被免职，蔡智堪也因此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才获得自由，并返回台湾定居。
1932年，在经历了“9·18”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
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的阴谋企划。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病逝于台湾台南市，国民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颁发了褒扬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