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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出生于1894年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赫鲁晓夫在接班人的淘汰赛中上位成功，面对斯大林的巨大功勋，深知要风光必须走反向道路一鸣惊人，不然只能一辈子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当初苏联几个接班人都是以斯大林卫士的姿态才能进入接班半决赛的的，赫鲁晓夫论资历论与斯大林关系不占优势，而他没有斯大林对国内外大势了如指掌的治国才能。
斯大林对于列宁理论尤其新经济有看法，但他和列宁一样对沙俄恨之入骨，理解列宁推出新经济的背景，在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只有斯大林坚定站在列宁一边。在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他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此后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是文艺获得解冻。
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党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则作基础的，那么我们作为党的领导人就没有权利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之中有些人对许多事情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即人们只把要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别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于是我们就不闻不同。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处于这种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这件脏事中插了手。可是，尽管我们各个人对这些事情应负责任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作为17大以来的一个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在专横的做法被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所有领导人都应受到责备，也在所不辞。”
这时，一直在旁静观的莫洛托夫开口了，他说：“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伏罗希洛夫仍争辩不休，说赫鲁晓夫的设想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如果这样做，必然遭到党对主席团成员的愤怒。他反复他说：“是谁要我们这样做的？谁说我们应该告诉代表大会这些事情？”
赫鲁晓夫回答说：“没有一个人要我们这样做。可是，罪恶终归是犯下了，是不是？我们至少得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我们那些事情来，那他们就已经是在审判我们了。我不愿意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也不愿意那样被动地承担责任。我宁愿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经过协商，双方作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是在正式大会上，而是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不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公开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后，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二个报告。
2月24日深夜11时至25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了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邀请参加，这是例外）。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100名在30年代遭受迫害，现已恢复名誉、重返工作岗位的早年党的活动分子，这份名单是由赫鲁晓夫亲自审定的。
大会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并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个报告即著名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始时说：“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的阶段变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报告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集体领导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赫鲁晓夫说，集体领导是列宁为党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对人们进行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依靠集体从思想上影响的办法，而是用强迫的办法。他抛开了列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从思想斗争走上了强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道路”。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却不征求中央委员、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个人崇拜的最大危害是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赫鲁晓夫讲道，当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斯大林采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仅是受到诬蔑的人，都可以被加上这个罪名，对他们横施镇压，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都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