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从占据兖州开始发家，兖州可以说是曹操的基本盘，兖州文武比颍川士人荀彧、郭嘉等更先为曹操卖命，可以说是曹操的创业元老，其资历仅次于曹氏、夏侯氏亲族，然而在曹魏政权中的存在感却很低，为什么？因为公司转型，抛弃了创业元老。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在鲍信等人的邀请下入主兖州，不仅借此机会收编黄巾军部众为“青州军”，扩充了自己的武装，还在兖州广纳贤才，以此初步建立了其争雄天下的基础。
曹操在入主兖州期间，大量兖州本土人才为其所用，成为曹操早期创业的重要力量。曹操在兖州吸纳的兖州文武亦是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而从兖州文武的兴衰历程，我们亦可隐约看出曹魏统治者用人思路的变化轨迹。
根据《三国志 武帝纪》的记载，初平三年夏四月，青州黄巾军部众攻入兖州，斩兖州刺史刘岱，兖州上下震恐，于是济北相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
在曹操的努力下，兖州的黄巾军叛乱最终得以平定，曹操以此“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并由是以兖州为基地，开始了其争雄天下的历程。
当时的兖州下管辖八个郡国，分别是陈留郡、济阴郡、山阳郡、任城郡、东平国、东郡、泰山郡以及济北国。曹操在此前担任过东郡太守，深知兖州人才辈出。早在关东联军起兵之时，曹操就在与袁绍的讨论中提出了“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的主张。
在笔者看来，“任天下之智力”的主张即是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雏形，在入主兖州之后，曹操也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实践，于是在兖州范围内大规模地招纳文武贤才，这里试举几例：
《三国志 程昱传》载：“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人…太祖临兖州，辟昱…”。
《三国志 毛玠传》载：“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太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
《三国志 满宠传》载：“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太祖临兖州，辟为从事…”。
《三国志 于禁传》载：“于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人…及太祖领兖州，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属将军王朗。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
《三国志 吕虔传》载：“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
《三国志 李典传》载：“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
从上述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此次兖州纳贤的几个特点：
第一，曹操本次所招纳的人才籍贯都在兖州郡八个郡国之内，都是兖州本土人士。第二，所招纳的人才构成多元，有寒门士子、底层官吏，如程昱、毛玠、满宠；有基层武人，如于禁；还有地方豪族，如李典家族。可以说，曹操此次的兖州纳贤，网络了各个方面的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初步班底。
兖州文武的加入，为刚刚起家的曹操带来了重要的力量支持。在笔者看来，大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智力参谋，以程昱、毛玠为典型。
在兖州加入曹操阵营的程昱，不仅曾经在吕布偷袭兖州时设计死守鄄、范、东三城，在曹操处于劣势时力劝曹操放弃向袁绍妥协，还多次参与重大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的谋划，是曹魏最重要的谋士之一。
而毛玠曾经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的政治构想，为曹操迎奉天子于许都打开了思路，后期毛玠主要掌管人才推举、选任，亦做出了诸多贡献，史载：“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以程昱、毛玠为典型兖州文臣，担任曹操时期的高级参谋和人事负责人，为曹魏争夺天下对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其次是武力保障，以于禁为代表。
于禁作为曹魏的五子良将之一，虽然最终不能尽节，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在曹操创业之初做出的诸多贡献。于禁曾经跟随曹操征伐吕布、平定汝南黄巾、参与官渡之战和镇压昌豨叛乱，有勇有谋、经历丰富。尤其是在和张绣的战争中，面对青州兵的诬告能够不动如山，先整肃行营，击退追兵后再向曹操辩白，表现出了大将风范。
在张辽、徐晃、张郃等人还未加入曹操阵营时，作为兖州武将代表的于禁可谓是曹操阵营中首屈一指的优秀将领。
再次是人力资助，以李典家族为示范。
李典家族是兖州的地方豪族，在兖州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曹操能够在兖州得以站稳脚跟，除了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武力保障，当地豪族的认可亦不容忽视。
李典家族自从父李乾、从兄李整再到李典，都为曹操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巨大牺牲。在吕布袭击兖州时，李典从父李乾拒绝诱降而遭到杀害，从兄李整亦拼上性命追随曹操平定兖州。
官渡之战，李典家族承担了后方运输的重要作用，史载：“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此外，李典家族曾经为曹操进行过人力输出，史载：“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原徙诣魏郡…”。故而，曹操能够在兖州发展并时刻拥有充足的人力，兖州地方豪族——李典家族的人力资助非同小可。
不仅在曹操早期创业阶段，兖州文武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甚至于曹丕、曹叡朝，兖州文武仍然担任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即出镇边境。
如李典、满宠曾经先后镇守过曹魏东线边境合肥，满宠还曾经代替曹休“都督扬州诸军事”并建立合肥新城。吕虔一度坐镇青徐，在曹丕朝“迁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
虽然兖州文武在曹魏发展建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于能够成为继谯沛亲族、汝颖骑士之后曹魏的第三股力量。但是，兖州文武在历史上却始终没有太大的存在感，后世提及兖州文武，大抵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很少以群体进行定义。
在笔者看来，兖州文武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兖州文武的构成多元。
前文提及兖州文武组成既有寒门士子、底层官吏也有基层武人还有地方豪族，而反观谯沛亲族，主要以武将为主，汝颖奇士则以士族为主。
可以看出，谯沛、汝颖两大阵营的构成人员是高度同质的，因而也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兖州文武的构成多元，除了地域，难以构成一致的利益目标和集体诉求，因此，不容易抱团取暖。
第二，兖州文武的多数核心人物逝世较早。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毛玠于216年逝世；李典逝世时36岁，亦早于曹魏建国；程昱于220年逝世；于禁于221年逝世。
创业元老因各种原因早逝
除满宠和吕虔外，兖州文武的主要成员大多数都在曹魏建国或是建国之前去世，因此难以在曹丕朝和曹叡朝乃至更后的曹魏庙堂有突出表现。
因此，兖州文武虽然在曹操创业初期表现突出，但是终究难以跻身曹魏核心统治层。
公元216年，毛玠因不满同僚崔琰之死遭人告发后被罢官，后逝世于家中。毛玠逝世，标志着兖州文武开始落幕。其后，李典英年早逝、于禁因襄樊战败被俘、程昱于曹魏建国当年去世，兖州文武大半凋零，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其中明确指出：“‘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求贤令集中表达了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但是实际上此时曹操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段发布求贤令的政治宣誓的意义要大于招纳人才的意义。
赤壁之战后，曹操集团内部的人才更新和流动是远不如曹操创业初期的。反观曹操在兖州的纳贤，其所招纳之人恰恰符合其将近20年之后颁布的求贤令的要求，如兖州文武中的程昱“性刚戾，与人多迕”，还有筹集粮饷时“杂以人脯”的恶名，而于禁亦是曹操拔于行阵之间的代表。
因此，虽然曹操颁布的求贤令和兖州纳贤时隔甚远，但是其用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笔者看来，兖州纳贤是曹操用人主张的具体实践，而求贤令则是曹操用人思想的理论总结。
曹操终其一生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长期秉持“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在北方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矜骄的心态，爱才之心大不如从前。
在荀彧、崔琰事件以及称魏公、魏王后，曹操潜意识里领会到需要和强大的士族合作，有了妥协的倾向，但是在行动上却仍然有所抗拒。故而终曹操一生，在对待兖州文武境遇都还不错。
到了曹丕朝，其试图和强大的士族合作，于是在用人上改变了曹操早年“唯才是举”的思想方略，在文官选任上，以强大的士族子弟为主；在军事上，用同姓亲族将领掌握兵权；并利用镇压利城叛乱和广陵观兵消弭地方豪族势力。三种方式似乎是处处针对曹操早年所提携的兖州文武的三种类型。
到了曹叡朝，曹魏统治者和强大士族的合作更加紧密，兖州文武自身也凋零殆尽，故而更没有什么表现的余地了。
因此，笔者认为兖州文武这一群体的兴衰过程能够印证曹魏用人的前后转变，曹操创业时期不拘一格用人，兖州文武的能力得以展现，因此出现了不少出身基层的优秀人才。到了曹丕、曹叡时期，曹魏统治层的用人观念发生改变，兖州文武既非同姓亲族又非合作对象，自然就淡出了曹魏统治层的视野。
兖州文武中，亦有极少数人见证了曹家三代的发展，满宠是典型的例子。在曹丕、曹叡朝，满宠主要扎根曹魏边境东线，表现较为突出。但是，后期曹魏的统治者对出身兖州文武的满宠态度十分模糊，有两个例子或可证明：
一是曹魏统治层对程昱和满宠二人的态度差别。
《三国志 程昱传》记载，曾经“人有告昱谋反”然而太祖赐待益厚。”可见，曹操对兖州文武中的程昱给予了高度信任。而《三国志 满宠传》中记载“初，宠与（王）凌共事不平，凌支党毁宠疲老悖谬，故明帝召之。”这里曹叡对满宠的信赖程度就远不如曹操对程昱。
且前者程昱被告谋反，而后者满宠只是被告无能，两者之间的差别较大。满宠和程昱同是兖州纳贤时加入曹操阵营，而从曹操到曹叡，曹魏统治层对兖州文武的信任却日益削减。
二是从祀曹操太庙的人员名单。
从《三国志 明帝纪》和《三国志 三少帝纪》中所整理出来的从祀曹操太庙的人员一共有五批，分别是：
第一批，青龙元年（公元233年），“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
第二批，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诏祀故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郃、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于太祖庙庭。”
第三批，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
第四批，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
第五批，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诏祀故军祭酒郭嘉于太祖庙庭。”
从五批名单上看，从祀曹操太庙的人员名单上看，前两批存在曹魏同姓亲族将领、兖州文武再加汝颖士人集团等，人员组成还算多元，而后三批补充的人员，其构成就相当一致了。
另从满宠的角度看，满宠卒于242年，公布第一批从祀人员名单时，满宠尚在人世。但是到了之后，历史上评价“立志刚毅，勇而有谋” 且在曹丕、曹叡朝坐镇东南、屡次击退孙权的满宠却没有入选，如果说第二批是考虑到其他兖州文武的名额姑且能够说得过去，但是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从祀人员名单也没有出现身为兖州文武的满宠的名字。
这里笔者猜测，后三批从祀曹操太庙的名单大抵是考虑了人员的出身，加大了汝颖士族及其统一战线士族的比例，而出身兖州文武的满宠虽然经历老、功劳多，却自然不在考虑之内了。
因此，兖州文武从祀曹操太庙的前后变化，亦可见当时把持曹魏政权的统治者在用人思路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