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得名于鲁国史官所著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具体而言，它指的就是从周平王东迁到三家分晋这段历史时期。因为周天子权威的日渐削弱，诸侯们在这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霸，而乱世当中，先后有数位国君成为当时的霸主，他们被合称为“春秋五霸”。
奇怪的是，按理说既然叫做五霸，就应该是五个人才对，可根据不同的说法，春秋五霸的人选共有七位，这就很让人疑惑了。实际上，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史记索隐》和《荀子》两部文献当中对于春秋五霸的解释有所不同。那么，两本书的作者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才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两本书中分别有着怎样的主张。《史记索隐》由唐代史学家，有着“小司马”之称的司马贞所著，是对《史记》进行的补充和注解。在此书当中，司马贞认为春秋五霸分别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而在《荀子》一书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才是春秋五霸的正确人选。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两种说法存在差异，但都承认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的历史地位，可见他们三人的入选是毫无争议的。诚然，齐桓公九合诸侯、得到周天子的赏赐，是公认的“春秋首霸”;晋文公平定周王室动乱,在践土与齐、鲁、宋等国家会盟，也被承认了霸主地位。至于楚庄王，他在位期间曾大胜上一任霸主晋国，还留下了“问鼎中原”的著名典故，能够入选五霸也是顺理成章的。
既然两种说法都对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的入选并无异议，那么显然剩下的四个人选就是两种说法的差异所在了。《荀子》成书于战国后期，距离春秋五霸所处的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而书中认为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才是组成“五霸”的最后两块拼图。
阖闾在位期间以伍子胥为相，以孙武为将，而这一时期吴国曾经数次击败楚国，甚至攻破楚国首都郢都，逼得楚昭王仓皇出逃。不过，随着秦国派兵援楚、自己的弟弟又自立为王，阖闾没能更进一步，也没有进行主持诸侯会盟这一宣示霸权的重要仪式。
相比于阖闾，勾践无疑更加著名，尽管有着“兔死狗烹”这样被人诟病的行为，但他卧薪尝胆的毅力和重用范蠡、文种等贤臣的识人之明还是值得肯定的。在位期间，勾践不但通过隐忍消灭了仇敌吴国，兼并了其土地，还为了更好地参与中原逐鹿而迁都琅琊。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与齐、晋、鲁、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这是称霸的重要标志。
对于《荀子》中的观点，相信身处唐代的司马贞是有所了解的，不过他却认为能够跻身五霸的不应该是位于东南一隅的阖闾、勾践，而是秦穆公和宋襄公。秦穆公在位期间重用贤相百里奚，对内推行仁政，而对外方面，他曾帮助流亡在外的晋文公返回国内即位，与之关系和谐，后来两国频繁联姻，更是留下了“秦晋之好”的佳话。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秦穆公打算向东进取，但数败于晋，于是只好向西攻打诸戎、向南讨伐古蜀，从而缔造了“独霸西戎”的局面。
如今人们在提起宋襄公时，往往会因其在面对楚军时坚持“仁义”，不趁对方渡河时袭击，结果遭遇大败还病重身亡而加以嘲讽。客观来说，在诸侯们逐渐开始不顾礼法展开争霸之时，宋襄公却依然思维刻板、行事陈旧，再加上他在位期间并没有让宋国参与到争霸行列中，反而是屡战屡败，要将他加入五霸之列，实在有些牵强。
如果仅从能力、成就上来看，显然打过许多胜仗的阖闾、勾践远胜秦穆公、宋襄公，但司马贞将后两者列为五霸其实也并非是毫无根据。首先，阖闾、勾践都是在没有得到周天子许可的情况下就使用“王”这一爵位，而穆公、襄公则严格使用着周天子赐予的爵位“公”；其次，穆公、襄公都主张仁政治国，并不崇尚战争，而相比之下阖闾、勾践都算得上是喜爱通过战争增强实力的君主。
因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史记索隐》的说法当作是作者司马贞基于个人情感和统治阶级需求而提出的。与之相对，并不需要顾及诸多额外因素的《荀子》一书则可以根据春秋时期诸侯们的实际功绩和取得的成就进行更加符合如今观念的评选。如此这般，才会导致春秋五霸有了七个人选，且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