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今天已经进入一个全球教育焦虑的时代。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社会，课外辅导由来已久。韩国和日本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普遍超过60%。20 世纪 90 年代起，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的课外辅导也开始有了极大扩张。在欧洲，参加课外辅导最为突出、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南欧。而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近年也有了较大增长。如美国有超过20%的高中生在大学入学考试前会参加课外补习，伦敦地区2014 年时接受课外辅导的学生已接近40%。只有在北欧，课外辅导规模仍然不大，但也在增长中。
教育焦虑席卷全球的背景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发生重大变化。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这一现象引发中产阶层家长的极大焦虑：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不可直接继承，因此，教育的成功与否成为决定孩子前途的关键。
与世界相比，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更为复杂。2018年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长教育综合焦虑指数达到 67 点，整体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报告从社会环境、教育资源、家庭关系及父母成长四个维度展开调查，发现在二线以上城市的高学历家长中，约七成家长对孩子教育感到焦虑。其中环境变化维度下，学习成绩、校园安全和手机成瘾是关切事项的前三位；父母成长维度下，75%的家长对自身成长感到高度焦虑。伴随而来，2019年《中国儿童发展报告》显示，近80%的中小学生睡眠不达标，近70%的儿童报了课外培训班。中国家长的严重教育焦虑和由此带来的沉重课业负担，已成为今天中国教育亟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
心理学研究解释焦虑的产生机制：焦虑=不确定性×无力感。这个公式中存在两个变量：你不知道的（不确定性）和你不能控制的（无力感）。你感觉越不确定，你就会感觉越无力，从而带来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反应，如失眠、认知障碍、失去自控力，以及一系列后续心身疾病。当前的教育焦虑主要有外在、内在和环境三个压力源：首先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其次是家长自身的教育失能，如对社会再分层的焦虑和社会压力，以及自身的教育知识不足；第三，媒体和利益相关方的广告营销，传播了大量错误的教育理念，极大地放大了这种焦虑。
目前我国教育政策层提出，转变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解决教育领域的“两唯”（唯分数、唯升学），推动中小学生的“双减”（减少孩子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的负担），对教育焦虑做出系统层面的解答。这些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充分的教育学依据：首先，教育史上里程碑文献之一的《科尔曼报告》早已发现，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最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建立和发展自信、自尊等良好的人格，是孩子成长的最关键部分。其次，东京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补习班对于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确有提升，但同时也和非认知能力发展有负相关，后者恰恰与人格的成长和未来的成功密切相关。第三，随着教育研究的发展，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把家长和学校视为两个单独的要素加以割裂，而是视为整体的家校协作共同体展开建设。
应对教育焦虑的具体对策可以包括：首先，构建全面的现代教育质量治理结构，推进数据驱动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借助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实现基于循证决策的高效课堂、“教学考评管”全过程管理和教育优质资源动态精准配置，从而优化教育供给。其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家庭教育。调节家长教育理念，从而有效识别媒介海量推送的碎片化教育议题操纵，抵御商业营销发起的深层心理筑模和符码控制。第三，促进孩子智力和人格发展，倡导注重过程的智慧的教育。推动教育理念变革，基于“尊重的教育”和“创造的教育”理念，从工业时代人才培养最重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转向后工业社会人才培养最重视的学科思维和学科兴趣发展，从而真正实现终身视野下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