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新四军“江抗”副总指挥吴焜率领江抗二路进入上海附近的昆山、嘉定县境，一路横扫伪警察所和伪自卫团，所向披靡。
但是，新四军没有军用地图，只有吴焜带着一本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每日弄不清走了多少路程，到了哪里，几乎是乱打乱冲。
7月2日，部队走了整整一夜，渡过几条河，越过沪宁铁路，东边一片红光映亮天空，向导说是上海市区的电灯照的。天色将明时，一条大江拦在面前。
这是什么地方呢?二支队支队长（相当于营长）廖政国找到老乡一打听，才知道眼前是吴淞江。但是，前面就是日军据点，有日军三四百人。一旦暴露，日军顷刻可到。
天大亮后，新四军发现日军将吴淞江北岸的船只封锁在据点里。吴淞江水深河宽，无法渡涉。吴焜和何克希、廖政国一商量，决定部队隐蔽在竹林里，由干部穿便衣放哨，封锁消息，并派参谋带便衣侦察员找船。
不料，船只没找来，上午9时，竹林后面的公路上发现有满载日军的军用卡车向镇子驶去，情势危险极了。吴焜和廖政国又检查了一番便衣哨位，规定不准抽烟，不准大声咳嗽，并在竹林四周把轻机枪排成一个圆圈，以便应付紧急情况。
过了一阵，找船的参谋回来说：据老乡反映，这条江每天都有很多船只来往，就是今天没有。廖政国说：“是不是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
11时，上海方向又驶来满载日军的卡车，江上开始有汽艇来往。吴焜说：“情况很明显，我们钻进日军巢穴里来了。”于是立即决定：立即渡过江去!
战士们好不容易在江上拦到了五条船，由二支队掩护部队渡江，三支队先行过江，但五条木船刚到江心，北面就枪声大作。二支队第5连和日军打上了!这时南翔、上海方向公路上轰轰隆隆，日军的装甲车、运兵卡车正飞驶而来，形成包围圈。
吴焜对廖政国说：“你走，我掩护。”
廖政国说：“哪有此理!你是领导，肩上担子重，你先过去，我掩护!”
吴焜说：“我在嘉陵江上撑过船，水性好。”
廖政国坚持说：“你掌握地方党的关系，过去以后好办。如果你有了意外，我就没有办法了!”
吴焜还是不肯过江，指挥部队边打边撤，当这边只剩下一个多连时，才随后续部队渡过江去。
廖政国指挥第5连边打边撤，可原定回来运送的船只竟一艘也没回来。眼看日军越来越近，廖政国手里只掌握着一个完整的排和两个班。
怎么办？
廖政国凫水过江，押回两条船。谁知一条刚划到江中心，撑船的老乡听到南岸枪声稠密，又吓得划回江北岸去了。廖政国只得押着由他控制的那条船过来，准备把一个排先渡过江去，再回来渡最后两个班。可是，这条船过去后，也不回来了!
廖政国望着滔滔江水，好不焦急!
正在此时，两个农民打扮的青年急急过来了，自称是地下党，说接上级组织通知“江抗”已到达这一带，听到你这里的枪声，估计和鬼子干上了，特地来联系，见新四军情况紧急，要求带他们去隐蔽。廖政国却犹豫起来了：两人可信吗？从外表上看，倒是忠厚，态度也诚恳，万一是汉奸，怎么办？情况十分急迫，廖政国灵机一动，决定把两个班分散隐蔽，即使发生意外，也不致全部覆没。
于是，他对带领这两个班的5连1排长吴则忠说：“这样吧，我们各带一个班，随这两位同志分散藏起来吧!”
吴则忠是闽东老红军战士，身经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胆大心细，临危不惊，立即明白了廖政国的用心，反对说：“支队长，你水性好，就先凫水过江去，江那边部队还要你去指挥。只要我活着，一定把两个班带回去。”
话声未了，他和几个战士不容分说，硬把廖政国推到江中。廖政国只好凫水过江。
吴则忠看着廖政国走了，才随着两个青年走向竹林深处。
当晚，吴则忠他们还没回来。吴焜和廖振国正担心、着急时，警卫员报告：“吴排长带着两个班渡江过来了。”
吴焜和廖政国急忙迎出去。
原来，那两个青年确实是地下党。
他们带着这两个班隐蔽在山芋窖里，日军搜索了好几次，都没有发现他们。吴则忠激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靠人民群众，靠地方党组织。现在我们在上海边上活动，还是靠人民群众，靠地方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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