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女团长，兵败被俘受尽凌辱，50年后再见，前夫已是副国级！长征中唯一结婚的女团长，西路军兵败无法归队，为生存无奈改嫁！
她是长征途中唯一获准结婚的女战士，艰难的行军途中，与新婚丈夫只有两夜团聚。长征胜利结束后，她成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率部西进，这一别，就让一对新人彻底“棒打鸳鸯”。
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后，她也同许多女战士一样被马匪所俘，并沦为敌人的玩物。两年后好不容易挣脱魔爪，逃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却遭遇人冷漠地拒绝，只好流亡在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辗转三年时间才回到老家，成为一个下地种田，自食其力的农妇……在其后的岁月中，她又经历了种种不公与磨难。然而，这一切都没泯灭她内心对真善美的坚持与追求。46年后再见前夫，他已是副国级重要领导。
这位命运多舛的坚强女性，就是江西籍女红军王泉媛。熟悉王泉媛的人都说，王泉媛这辈子过得太不易了，可谓是一生可谓是“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王泉媛，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原姓欧阳，16岁被送给茶园村一王姓家，改姓王。由于是养女，王泉媛早早就成为别人的童养媳。但是，两人成年结婚不久，丈夫就暴病身亡。从此，王泉媛成了一个不祥的女人，被婆家赶出家门，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妇女。
由于深受封建统治下的君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沉重压迫，此时的王泉媛才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幸，只有在党领导下，妇女才像人一样挺直了腰板活着，并求得翻身解放，迎来光明自由的前途。为此，王泉媛从为争取识字、放脚和婚姻等权利与地主（族长）进行斗争，在与封建社会做斗争中，王泉媛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人格逐渐成熟了。
1930年春，17岁的王泉媛终于走出家门，融入时代的大潮，同年4月加入青年团，任芝阳区少共区委妇女部长，两年后改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长，1932年10月，19岁的王泉媛调任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在兴国县工作、实习，并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6月入党，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10月，在中央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工作，随红军长征。
长征前夕，王泉媛在邓大姐的领导下参加了扩红工作，并第一次认识了扩红工作队队长王首道。
长征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出发前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当1935年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边陲古城遵义时，部队暂时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规定，女红军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部队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做群众工作，负责人为王首道，王泉媛是工作团成员之一。地方工作团虽然是临时组织，可这里的大部分成员王泉媛并不陌生，一起共事的蔡畅和金维映既是大姐又是校友，大家能调到一起工作确实很有缘分。
由于政策放开了，蔡、金两位老大姐有意撮合王泉媛的婚事。王泉媛这才向两位大姐讲述了自己曾经的婚姻不幸。蔡大姐顺势开导她：“丈夫死了，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选择的权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部队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紧急通知”，到一作团团长王首道的住地开会，没想到，这次会议的主题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会议由蔡大姐和金大姐主持，两人直奔主题，她们原本也想择个良辰吉日，可环境和条件不允许，只能选择今天，因为明天部队就要出发，今天就是最佳时间了。”两位大姐走了，王泉媛紧张得连呼吸都不畅通了。
其实，王首道也不是头婚，在与王泉媛结婚前，他已经经历过两次婚姻。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王绍坤，一次为掩护首道撤退而落到敌人手里，受尽酷刑后被杀害，头颅被挂在浏阳城墙上。王首道在担任湘赣省委书记期间，被打成罗明路线代理人，受到批判而撤了职，他的第二任妻子冯菊莲被勒令与他“划清界限”，冯菊莲不愿意离婚，以上吊抗争，但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政治压力，不得不离异。
两人的结合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连一个必要的仪式都没有，连一个定情的信物都没有。尴尬过后，王首道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起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件用红绸子包裹的物件，一层层地打开，原来是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
王首道说：“这把小手枪是我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还有8发子弹，就算是我们的定情物吧。听说你的枪法很不错，想来你一定喜欢，就收下吧。”
王泉媛收下定情信物后，非常真诚而又遗憾地说：“可我没有什么送你啊？我们老家有个习俗，新娘要新郎送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穿上这双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亲人的身边来……”
王首道：“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层底，我也不会离开你，即使暂时离开了，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来。”
王泉媛却坚定地说：“这双千层底的布鞋，我一定要给你补上！”
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唯一的一对。当年王泉媛只有22岁，活泼大方，工作能力又强，很是招人喜欢。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从遵义开拔的前一夜，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在一起真的只有一个夜晚，第二天两人就匆匆分手，各回各的单位，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遵义城。
部队出发前，王泉媛那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涌出眼眶。王首道安慰王泉媛：“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多保重！”
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部队刚刚安营扎寨，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讯员接王泉媛到他的住地见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短短一夜的恩爱后，马上就在黎明时分出发的号角声中分开了。见亦难，别亦难。天亮了，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干部休养连驻地。行军路上，两个人虽然能时常碰面，却无法同居。翻过大雪山后，前面是连绵不绝的草地，王首道跟随大部队走了。
令王泉媛难以想到的是，她与王首道的婚姻，只有两日情缘。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却再也没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机会，好心大姐们极力撮合的好事，让她饱受几十年的相思之苦，可以说是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思念……
两人分开后，王泉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任川西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8月，调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由王泉媛任团长的妇女独立团被围 。1937年4月，驻在甘肃临泽县城的妇女先锋团被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围击瓦解，她带领李开芬等5名女战士，在祁连山区与敌周旋1个多月后被俘，身陷囹圄，最终被马匪的一个团长逼亲。
历经周折，度过了近两年屈辱日子的王泉媛逃了出去，一路乞讨寻找部队。1939年3月的一天，王泉媛手拄拐杖，终于来到兰州“第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她轻轻地敲开了“办事处接待室”的门。那个在长征路上几次向王泉媛求婚都遭到拒绝的人冷漠地接待了她。他说：“你们走了两三年了，说回来就回来，没那么容易。”语气很生硬，也很坚决。
1939年夏，她第二次找“八办”时，“八办”没有了，从西路军一同逃出来的姐妹告诉她，说有人说，王泉媛在“八办”发了誓不再当红军，并在“八办”留了封信给王首道，说她永远也不想再见他了。王泉媛心中感到一阵悲哀，绝望之际，她只好决定回到江西泰和老家。
为了尽快返乡，王泉媛在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流浪，寻找生机。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个叫万玲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曾答应把她护送回家，可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U光、腿脚溃烂地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她曾经是红军女团长，只当她个下地种田，自食其力的普通农妇。
1948年8月，王泉媛与泰和县早禾市刘瓦村的刘高华结婚。1949年秋，泰和解放，她先后在津洞乡、禾市区工作。1951年，因丈夫被诬告入狱受株连，丢了工作，背了处分。
王泉媛的历史功绩并没被告人遗忘，她的不幸遭遇也在与组织失去联系27年之后迎来一丝转机。1962年春节后不久，朱老总与康大姐重上井冈山——长征途中曾与王泉媛一起三过草地的康大姐千方百计寻找王泉媛的下落，阔别27年的战友终于重逢了。康大姐对吉安的负责同志讲：“王泉媛同志我了解，这么好的同志该让她出来工作。”这年冬至，担任禾市敬老院院长，她全心全意为福利院老人谋福利，并先后收养过6名孤儿把他们培养成人。
但是，1966年之后，王泉媛的人生又一次遭受冲击，遭受长期迫害。这个苦命的女人，磨难何时是头啊？
1982年夏季的一天，王泉媛来到北京，这一次，她是来请康大姐作证，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顺道，她也想来看看几十年来常常会日思夜想的“他”。此时的王首道已是副国级领导。
两人相见，王泉媛紧紧握住了曾经是她丈夫和战友的男人的双手，心里翻腾起酸甜苦辣，眼泪一下就蒙住了视线。快半个世纪了，没想到还能见一面！仅这一面，她盼了足足46年啊！她盼望能见到他，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疑问，这疑问自从她被兰州“八办”拒绝后，就像铁钉一样钉在了她的心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说：“有人说我在‘八办‘给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的手缝里渗了出来。这一次会面是短暂的，但了却了王泉媛半个世纪的心愿。
1989年，王泉媛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高龄。王泉媛在晚年坚持为泰和县和吉安市大中小学作几十场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为全国（包括海内外）数十家、数百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单位的记者讲述革命经历。
1994年，王泉媛到北京，她再一次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首道，我来看你来了！”王泉媛笑着走了进来，眼里闪动着泪花。为了这次相会，王首道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两人又相见了，一股幸福感涌上王泉媛心头。那天，她专门到王府井百货商店买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相互问候了一遍后，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郑重地把它交到了王首道手上。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浑浊的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两位老人颤抖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有多少知心话要互相倾诉啊。整整60年了，60年的等待太久太久，60年的风雨太多太多。王泉媛喃喃地说：“60年了，我说的话终于兑现了！”
两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王维斌，为两位老人拍下了这张他们有生以来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1996年9月24日晚，王首道逝世。得知这一消息的王泉媛几乎晕厥过去。王泉媛病倒了。躺在床上，半个世纪来的风雨坎坷和生生死死，又一幕幕地重现在她的眼前。手捧珍藏了两年的合影照片，王泉媛终日以泪洗面，“首道，你答应过走再远也会回到我身边的，可你没做到。你这一去，我们就再也见不到面了！……”
2009年4月5日，这位饱经风霜、战功赫赫的老红军女战士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
历史终将远去，记忆不会磨灭。关于那段历史，徐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深情地写到：“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英勇悲壮的战斗历程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西走廊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异常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妇女先锋团全体干部战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不朽的巾帼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