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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两汉时期厚葬之后，薄葬在曹操、曹丕父子时代似乎有了可能。
《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记载，218年的6月，曹操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
在这个命令里，曹操虽然提出了依照汉制，公卿大臣陪陵，可是居瘠薄之地，不封不树的丧葬设想却一改两汉风气。
公元220年，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曹操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遗令明确规定了吊唁的形式，寿衣的选择和陪葬的内容。
曹操提出了比汉文帝刘恒更为具体、翔实的薄葬主张。
分析曹操的作为，他的俭葬主张似乎顺理成章。宫廷中的帷帐屏风破了，他要求缝了再用，不能换新的；儿媳妇的绫罗衣服曳地，他甚至诏令自裁。他组织过、指挥过大规模的挖墓行动，尸骨纵横的场面他一定记忆犹新，他担心自己日后的结局。俭约的习惯和挖墓的经历，让他对后事言之灼灼。
魏文帝曹丕更是深入地推动了父亲的俭葬主张，他认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没有必要隆重举行丧葬之事。
我们还是拿《魏书•文帝记》的记述来看曹丕对待丧葬的态度：“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頉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闲，不足为远。”
曹丕从尧舜禹的葬式说起，对比分析了薄葬和厚葬的利弊，列举了汉氏诸陵的遭遇和命运，指出了厚葬的恶果，得出了无不掘之墓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终老之后的葬制和葬式，要求后妃不得合葬。对于自己的想法，曹丕要求后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怠慢。为了以防万一，他甚至严厉地诅咒了违背他遗制的行为，“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并要求把此诏书藏之宗庙，把副本存在尚书府、秘书府的档案里。
曹丕的遗诏，比父亲更为深刻冷峻，如铁钉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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