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末期，隋文帝杨坚准备进攻南方的陈国。当时有个名叫高颊的臣僚献策说：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积储皆非窖地。(宜)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茸，更燃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尺”。
可见南方住房和仓库与北方不同，多为易燃建筑，容易发生火灾。隋文帝利用这个特点，采纳了高颊的纵火计，致使陈国实力渐衰，陷入困境。
继隋朝之后兴起的唐朝，逐渐达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空前的强盛时期。我国在唐代是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之一。唐朝国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陆路交通的中心，它和东京开封都是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长安城自隋朝定都后开始兴建，经过唐朝屡次修筑逐步完善起来，规模宏伟，布局严整。皇城位于城内最北部的中，建有许多宫殿、宗庙及衙署。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将城区分为两半，分别设有东市和西市。城内居住区共有一百零九坊，布列十分匀整。
像唐代长安这样气象雄伟的大城市，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它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曾经吸引了外国许多学生、官吏、僧侣、商人和游客前来学习、旅游或侨居。广州、扬州和泉州也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成都、洪州(即南昌)、荆州、明州(即宁波)等地都是著名的城市。唐代人口据称天宝年间（742年至756年）全国共有九百余万户，五千二百余万人。
关于唐代的火灾情况，在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中曾有反映。
刘禹锡在《武陵观火诗》中指出：
“楚乡祝融兮，炎火常为虞”，
说明湖北、湖南一带经常发生火灾（武陵即今湖南常德）。柳宗元晚年任柳州刺史时，曾在《还毕方文》的序中写道：
“元和七年(812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死。晨不爨（意为炊），夜不烛，,皆列座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
可见当时柳州火灾发生很频繁，使居民昼夜不得安宁。
从隋唐五代时期的火灾情况来看。
一、长安、扬州、金陵、洪州、杭州等城市曾发生一些大火。
《唐会要》记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
“京师(指长安)西市火、焚死者众”。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
“东市火，焚庐甚众”。
当时正在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看到了这起火灾，据他记录：烧了东市曹门以西的肉行、铁行等二十四个行业，共计四十多家。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扬州于834年3月发生大火，
“燔民舍千区”；同年十一月又起火，“燔民舍数千区”。
唐开成四年（839年）二月，“扬州市火，燔民舍数千家”。按《十国春秋》记载，吴大和六年（934年）三月，金陵(即南京)连续发生二起重大火灾。南唐定都金陵后，保大十一年（953年）春三月，《南唐书?元宗本纪》记载：
“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庐数千间”；保大十五年（957年）十二月，“都城(指金陵)大火，一日数发”。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洪州(即南昌)于唐贞元二年(786年)七月发生大火，
“燔民舍万七千家”。
杭州在隋代还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城市。唐代由于治理西湖修建水井等原因使该城逐渐扩展，在开元年间（713年至741年）已有八万四千余户，约四十万人。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在此定都，并修筑钱塘江石堤，阻止海潮冲击，使农业和交通业有了很大发展，加之大规模地扩建城市，兴建宫室、衙署、台榭等，使杭州成为江南的一个名胜地区。与此同时，杭州的火灾也逐渐增多。
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记载，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七月甲戌，
“杭州大火，烧毁官室迨尽。钱元瓘(吴越王)避之，火辄随发，钱元瓘大惧因病狂，是岁卒”(即当年死去)。
又据《十国春秋》记述，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四月辛酉，
“杭州城南火，延于内城，官府庐舍几尽，吴越王钱出居都城驿；壬戌旦，火将及镇国仓，王亲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祝之曰：‘不谷不德，天降之灾，仓廪积储实军旅之备也，若尽焚之，民命安仰’。乃命从官伐林木以绝其势，火遂止。是时被火毁者凡一万九千余家”。
其实，当这把大火即将延烧国家粮仓时，吴越王祈祷上天保佑也无济于事，而砍伐林木以建立隔离地带，才是阻止火势蔓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二、宫殿、寺庙和武库等发生一些重大火灾。
据记载，隋炀帝杨广在位时，由于横征暴敛，残酷统治，对农民造反极为恐惧。唐证圣元年（695年）正月丙申，皇城内明堂发生火灾，至天明才熄灭。《新唐书?五行志》记载828年11月甲辰，
“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宣政殿东垣及门下省，宫人死者数百人”
唐代佛教极为盛行，寺庙颇多，火灾也不乏其例。《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大历十年（775年）二月，
“庄严寺佛图(即佛塔)火。初有疾风，震雷薄古，俄而火从佛图出，寺僧数百人急救之，乃止，栋宇无损”
此外，《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天宝十年（751年）八月六日，
“武库火，烧二十八间十九架，兵器四十七万件”
三、仓库和船舶火灾曾造成严重损失。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贞元元年（785年），江陵度支院(即税务机关)起火
“焚江东租赋百余万”。
《南唐书?烈祖本纪》记载南唐昇元二年（938年）五月丁卯，广济仓发生大火，
“焚米二十万石”。
隋唐时期随着水上运输的发展，船舶火灾较前增多，而且发生过一些大火。唐天宝年(751年)正月，有天刮“大风，陕州(今河南省陕县)运船失火，烧二百一十只，损失米一百万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烧商人船一百只。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辛丑夜，
“鄂州(今武昌)大风，火发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四、五千人”。
这两起船舶火灾蔓延之广、烧船之多、损失之重，在我国火灾史上是罕见的。
隋唐五代的防火措施。
隋唐以来，在经济发展和火灾增多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同火灾的斗争。如唐朝的左、右藏署负责掌管国库，“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均在库中贮藏。《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朝廷规定：
“凡藏院之内，禁人燃火，及无故入院者。昼则四面常持杖为之防守，夜则击柝(即打更用的梆子)，分更巡警之”。
唐朝还设有左、右金吾卫(武官)，负责掌官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有些官吏曾经因为当地发生火灾或救火不力而受到处罚。例如，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御史台佛舍火，当值御史李应罚一季俸(即罚去一个季度的俸禄)。元和十一年十一月，
“元陵火，罚李佑一月俸”。
一、从防火技术方面来看，隋代已开始注意解决防止摩擦起火的问题。
大业二年（605年），隋炀帝征发二百万人营建东都洛阳，派出许多民工到江西一带砍伐巨木，运往洛阳。唐代《贞观政要》记载，
“隋室初造此殿(指洛阳乾元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则火出”。
就是说在木柱下垫一排木轮，由于滚动时剧烈摩擦会起火燃烧，因而用生铁铸的轮子代替木。当时运送的巨木十分沉重，拖拉一、二里铁滚就会被摩擦损坏，还要及时予以更换。采取这个办法，既能使民工们拖拉木材时省力些，又可以防止木料因剧烈摩擦而起火。它反映了隋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二、唐代以来，某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城市建设中重视防火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
例如，唐代宗年间，李泌任杭州刺史时，发动居民在城内开凿了六口大井，类似地下蓄水池。这不仅解决了居民饮水问题，也便于一旦发生火灾用以灭火。另据《旧唐书?宋璟传》记载，
“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
唐玄宗开元年间初期，宋璟任广州都督
“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碑)颂以化其政”。
广州百姓怀念宋璟的功德，说明他推行的火政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后来任过唐朝宰相的杜佑，在他担任岭南节度使(管辖广州、桂林等地)期间，曾经通过开辟宽阔的街道和疏通里巷的办法，来防止火势蔓延。开元以后一百多年间，广州经宋璟、杜佑、杨於陵等几位地方官的宣传和治理，许多百姓逐渐以瓦房代替竹屋茅舍，从而减少了火灾的危害。
唐朝末期衰落以后，长安积洛阳城遭到很大破坏。汴州(即开封)在唐代由于交通和商业发达而成为一个大都市。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定都汴州，使之成为政治、经济中心，该城原有建筑已不适用，而且火患较多。后周世宗柴荣关于扩建汴州城的两份诏书，反映出他对解决城市防火问题的重视和决心。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在诏书中指出：
汴州“诸卫军营或多狭窄，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之坊市之中，邸店(即商店、货栈)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就赁之资增添不定，贫缺之户供办实艰。而又屋宇交连，街衢秋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有烟火之忧”。因此，决定“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有司于京都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帜，候将来冬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未毕则迤逦次年……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置宅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其标帜内候官中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等，即任百姓营造”。
次年春季，官府召集民工大举兴建外城。同年六月，柴荣又下诏书进一步指出：
“京都人物谊阗（即喧嚣拥挤），闾巷隘窄，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热，易生疫疾。近者开广都邑，展引（即展宽）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并规定“京城内街道五十步者，（准）许两旁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步者，各于步，其次有差”。
由此可以看出，后周世宗柴荣把“常有烟火之忧”、“多火烛之忧”，当作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连同官署、商店、民舍等房屋建筑以及街道交通、环境卫生等市政问题加以通盘考虑和综合治理，使建筑布局与街道宽度不仅适应市政管理的需要，也有利于城市防火,减少火灾危害。柴荣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坚持推行这些正确的措施，从而使汴州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京城规模和严整规划的繁荣城市。因此，后来宋朝即定都于汴京。
三、唐代由于防御火攻的军事上的需要，也促进了消防事业的发展。
社佑在《通典》中，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防御火攻的一系列措施。为了防止敌人利用火箭等火器攻城而引起火灾，要求将
“城门扇及城堠(堡)以泥厚涂备火”；“门栈以泥厚涂之备火”；“柴草之类贮积以泥厚涂之，防止火箭飞火”；“城内人家咸令置水防火”。
同时，要严格法令，“先约失火者斩”为防止奸细乘机放火作乱，规定起火后只准附近的官兵和百姓前往扑救。扑救火灾则使用油囊（即油布缝制的水囊）和大、小水袋等器具。这种油囊携带轻便，易于投掷在燃烧物上。水袋贮水较多，射水较远。它们比一般水桶或其它瓮、罐之类更适用于灭火。
可见唐代救火器具已向消防专用器材的方向发展。防御火攻的措施和器具，不仅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对于平时加强同火灾的斗争也是适用的。
结束语：
自盛唐至五代十国,随着许多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火患严重的地区还渐增多。在此期间，我国消防事业有了进步发展，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在城市建设中，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有效的防火措施。为了适应扑救火灾的需要，制作和使用了水囊、水袋等消防专用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