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期间，刘湘为首的川军和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军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中日双方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战场范围最广、战役次数最多的武汉会战为例，川军和桂军投入的兵力和做出的贡献都是其他地方派系所无法比拟的。
川桂两系是抗战期间地方派系两大翘楚。从投入兵力看，在参加武汉会战的129个师中，川军共计20个师、2个独立旅，约占16%；桂系11个师参战，约占总数的9%。从参加战役战斗次数看，川军参加大小战斗46次，黄广战役、信罗战役、万家岭战役等重要战役都有川军参加；桂军参加战役战斗近20次，作战区域包括大别山东、南山麓。
两者都曾在抗战期间浴血拼杀，但抗战胜利后的境遇却天差地别。桂军即使经过1946年整编后有所裁减，依然有第7军、第48军、第46军等纯粹的广西子弟兵近10万人，实力超过抗战前；其地盘也从广西一省扩展到华中地区，湖北、湖南，甚至河南都有桂系力量介入，而安徽省上下更是完全被桂系掌控。
相比之下，川军则处境凄惨，抗战结束后虽然仍有十几个军的番号，但四川实力派能够掌握的不过两三个军7万人左右，与抗战前的30万军队相比，缩水超过四分之一。地盘方面更是损失殆尽，四川全省稍微富庶点的地方处处可见中央军，西南头号重镇重庆更是成了中华民国的陪都，中央系各派新的老巢。
同样都是出省抗战，同样流血牺牲，为何桂军越打越强，川军却越来越惨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桂系有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大佬照顾，而川军的首领刘湘虽然也很想照顾自己的部下，却有心无力。
首先，刘湘的声望不如李宗仁和白崇禧。刘湘虽然是川军领袖，军队数量远远超过李、白，但他四川王的声威仅限于川内，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中影响有限。而李宗仁、白崇禧在北伐之初就率领桂系军队东征西讨，李宗仁执掌武汉军分会，统领长江中游；白崇禧任北伐军前敌参谋长，代蒋介石负责一线指挥，不少地方派系军队甚至中央军都曾在其麾下听令。
其次，刘湘的权力比不上李宗仁和白崇禧。抗战之初，白崇禧就入职中枢，担任了全军的副总参谋长，后来又兼军训部长；李宗仁担任第5战区司令，虽然麾下多是地方杂牌，但他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上任不久就呈请蒋介石枪决了自己的副手韩复榘，使得战区上下令行禁止，唯李宗仁之命是从。刘湘虽然也被任命第7战区司令，但其副手是陈诚，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这位天子近臣手中，刘湘只是个摆设。
第三，刘湘的运气也不如李宗仁和白崇禧。李宗仁在抗战之初，指挥第5战区部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击毙日军万余，全国振奋；此后桂军主力长期留在第5战区，在李宗仁等桂系将领指挥下与日寇周旋，避免了不必要的损耗。相比之下，川军则无此好运。刘湘率部出川抗战不久就病重住院，并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医院去世。此后，川军就成了没人疼的苦命娃，不断被蒋介石分化和消耗。
川军实力大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不如李、白的桂系军队团结。桂系从北伐战争开始就与擅长收买拉拢的蒋介石对抗，并三次逼其下野，其内部凝聚力之强，仅阎锡山的晋绥系可以比肩，桂系的高级将领没有李、白的首肯，绝不会听凭蒋介石调动军队。而川军内部本就四分五裂，出川抗战前长达17年的混战曾使得整个川系军队声名狼藉。刘湘死后，川军更是连名义上的领袖也没有了，内部分歧再起，连刘湘的直属部队也有了王陵基、潘文华、王瓒绪三派之分。
群龙无首的川军非常轻易就被蒋介石分割成8块儿，调往长江南北甚至山西战场布防。其中，邓锡侯、孙震的第22集团军布防大别山北麓；潘文华第23集团军防守安徽境内铜陵至贵池一线长江南岸；杨森第27集团军布防安庆，后又调至江西等地；王瓒绪第29集团军布防大别山东、南麓至长江沿线；王陵基第30集团军布防南浔线一带；郭汝栋第26师至湖口担任江防作战；独立35旅守备长江富池口要塞；而第47军则干脆呆在山西听从阎锡山调遣。
分散使用的川军部队在对日寇作战中被迅速消耗。川军部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装备和粮饷补给得不到及时补充，甚至川军将领也受到各种冷遇。如武汉会战期间，第22集团军45军被调往罗山前线，时值大雨，该军的两位师长却被命令垂立雨中，聆听训话，场面十分难堪。此外，川军各部队还被分别配属非川军系统的作战集团，接受中央军将领甚至粤系张发奎、桂系李品仙等人指挥，屡屡被用于战场最险恶位置，伤亡很大，也经常被拆解和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