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大清朝在军事医学方面有了“开洋荤”机会。
汉语“瘟疫”一词中的“疫”字，现在众所周知代表着传染病。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疫”字有一番极具深意的演化史。
《诗经·小雅》中有诗句说“遣戍役以守卫中国”，这个“役”就是服兵役戍守边疆的意思，但远古汉字把“役”字写作“伇”。甲骨文中“殳”字表示一种长柄勾头有棱无刃的兵器，一个男丁持“殳”作战，自然就在左边加个“亻”，即为“伇”。
远古被征募去戍边的奴隶或罪犯被称为役夫，他们生活条件艰辛，抵抗力低下，因为密集聚居生活常导致暴发传染病。在他们当中产生的疾病最初被称作“伇病”，后来又在“伇”上头加了个“疒”部首用于专指役夫产生的传染病，最后经过简化去掉“亻”，终于定形为“疫”字。
所以，中国古人对传染病的认知就起源于士卒。军人不仅备受传染病折磨，还得承受战伤带来的痛苦和死亡，毫无疑问，他们是最需要医疗救助的人群。遗憾的是，古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军队，都享受不到多少有实质意义的医疗服务，直到工业革命开启后，西方才开始逐步建立了近代军事卫勤制度。
鸦片战争是中国引进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发端，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军事医疗体系才初现雏形。1910年东北鼠疫暴发，洋务派大臣们建立的这套体系在马来西亚华侨、医学博士伍连德的带领下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当时离建立现代军事卫勤体系还有很漫长的过程，好歹中国军队终于可以享受到一些现代军医服务。
明清两朝的军医
严格说，古代中国没有军事医疗体系，只有一些关于军中行医用药的规定，配备了少许军医官和军医士。军医士皆为朝廷派遣的郎中，且不论他们医技如何，少得可怜的服务也只有少数高级将领可以享用。从最接近近代，留下最多文献的明清两朝即可窥见前现代中国的军事医疗状况。
明朝的军队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卫所军、边军、京军”。卫所军分设于全国军事要地，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一卫约有5600人，下面又设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和小旗等单位。明朝在长城沿线陆续设立了“辽东、蓟州镇、宣府、大同、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区域，各守一边，俗称九边重镇，这些镇守北部边境的军队即为边军。京军顾名思义即为拱卫皇城与京城的部队，永乐年间分为神机营、五军营和三千营，合称三大营。
明朝规章中有少许关于军队医药的条令。根据《大明汇典》中记载，京军中的医官和医士由太医院派遣，军中药物由国家免费供给，在军队中设有管理药料的官员，还有特设的惠军药局。惠军药局有对服役医士九年考满升职的办法：“凡神机营四惠军药局，提调医士未冠带者，三年无过，赴部告明，给与冠带；九年积有功劳者，咨送南京吏部奏除，署吏目，仍支医士月粮，在局提调；遇有恩例，实授三年，照例给由。”
几种部队中待遇最好的当数京军，但京军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也少得可怜。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北京的三大营士兵共计20多万人，只配备了军医12人，差不多1.73万人才有一个医士。明代宗朱祁钰时期大臣于谦将京军改编为十团营，各设提督统率，人数降到15万；到了明孝宗朱祐樘时改增为十二团营，每团1万人，但医士人数始终没变，还是12人。
至于卫所军和边军的医疗保障，虽有零星的纸面规定，但实际上基本接近于无。明英宗朱祁镇在位第十二年，山西右参政林厚上奏朝廷，认为边关士卒太过劳苦，备受疾病困扰，请求在卫所设立医疗制度，选军中擅长医术者为医士，但上头认为随意变动规章恐生乱子，请奏者怕有私心，林厚还差点被降罪。发生战事遇到战伤，其实只能靠士卒互相救治。
戚继光为平定倭寇训练了三千名金华和义乌民兵，民间称为戚家军，戚家军以军纪严明、战斗力强著称。由于军中几无医士，戚继光规定：“阵上血战之时遇有我兵战伤，就听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伤，你只管向前杀云，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即是与父子报仇了。”他的理由是“若因而守顾，不过向前杀贼，贼子追来，就守之扶之，向何去去也，自己命不保，如何救，违者斩”。受重伤的士卒因错失抢救时机基本都死于战场之上，能侥幸存活下来的只是轻伤员。
到了清代，鸦片战争前仍大致沿袭明代规制，军医由太医院派遣。《大清会典》说：“若军营需医，奉旨差官先申礼产选委二人具题，乘驿前往，并遣兵部官一人送至军前。”同时规定，驻扎在地方的士兵若患病，守官不协助请求医治的，杖责四十，导致士卒死亡的杖责八十；若主管部门不差遣良医前往，或不对症医治，同样要治主管之罪。
清朝的军中医疗服务也多停留于纸面，军中并无常设医士。高级将领生病，都是临时奏请朝廷派遣御医前去治疗。至于普通士兵，每当季节性疾病流行之时，太医院会派发一些药品，如痧药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如意拔毒散等，其实也只起到安慰剂效用，能获得这种待遇的也是少数士兵。多数情况，患病士兵战时在营地自我调养，战后则遣回后方医治。
明清两代发生的疫灾大大小小有五六百次，一县死亡三四千户，一府死亡七八万口是司空见惯的事。军中是传染病高发地带，一旦碰到疫病暴发，根本束手无策。
清代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致国门洞开，与西方崛起的近代工业国家在碰撞中发生交流。恰逢现代医学正在西方蓬勃发展，出现了解剖学、细胞学、细菌学、药理学、消毒学等新兴学科，诊病手段不断改进，近代军事卫勤体系也在西方逐渐成型，对清朝开始产生点滴影响。中国的军事卫勤观念和制度，历经几千年终于出现质的转变。
近代军事卫勤体系崛起
17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战争的频繁爆发致使各国对军事卫勤的需求越来越强，因为这方面的进步能减少军营传染病，降低士兵死亡率。
欧洲各国皆在军事卫勤方面做了些尝试，走在前列的是瑞士，最早建立初级的军事医疗保障体系。瑞士每个炮兵连和步兵连配备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各一名，比如精锐部队苏黎世团的军医是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外科医生，医生人手一份创伤护理手册，每人都有一套战地卫生设备。普鲁士军队中每个团以及每个骑兵连有一名理发师，军中也有创伤外科医生，但这些医疗人员的素质非常低劣。实际上在整个17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士兵所获得的军事医疗保障，可能好于东方的明清两朝，但并不比之前两百年进步多少。
文艺复兴同时推动了科学革命的产生，欧洲医学研究开始着力于建立解释疾病和医学现象的完整理论体系，这是初期经验主义的成果。之前牛顿式归纳法的广泛应用，为理解和解释现实提供了强劲的科学动力。越来越多的医学人员开始采用牛顿研究物理学、霍布斯研究政治学那样的“方法论”去钻研医学问题。
对士兵提供军事医疗保障，在18世纪已成为欧洲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并由国家提供人财物力支持。各国开始对新兵做常规体检，发放卫生用品。军队不仅有了战地医疗设备，配备的战时专业医疗人员比例也远远超过了前代。英国每1.8万军人配备173名医疗人员，其中有军医、职员、团外科医生、要塞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及其助手。
第一所军事医学院也在这个世纪诞生，第一批由专业军医撰写的军队外科和内科著作，以及由他们创办的军事医学期刊，也都在这个世纪问世。18世纪最著名的军医学院是法国巴黎皇家外科学院，德意志地区的萨克森、普鲁士和奥地利纷纷以它为楷模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医学院校。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医生、优秀的著作，通过新式军事医学教育体系涌现出来，英法两国这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
英国战地外科医生约翰·普林格，发表了那个世纪最卓越的军事外科著作《军队疾病观察》，首先提出“军事卫生学”的原则。比如普林格发现，在简陋但通风良好的团医院中，士兵的感染率比后方大医院低。普林格还鉴定了“医院热”和“监狱热”两种疾病，提出抗菌观念。他提出的术语“流行性感冒”后世变成了人所皆知的词汇。
现代医学在西方的发展，最先从外科技术方面寻到重要突破口，而外科技术进步常常受益于军事医学发展。苏格兰的约翰·亨特原本是一名解剖学家，后来从事外科医生工作。英法七年战争中，他在军中服役获得了宝贵的野战外科经验。1774年，亨特发表著作《血液、炎症和枪伤的论述》，颠覆了过往对枪伤治疗的很多传统方法，他的书被视为世界战伤外科方面的里程碑著作。
法国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皮埃尔·约瑟夫·达索，提出不要像过去那样常规扩大创口，主张切除创口中的坏死组织，去除感染源，他发明的“清创术”被应用于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头部枪弹伤由于蓄积在硬膜下腔的血化为脓，有极高的感染风险，英国军事外科医生珀西瓦尔·波特发明“颅骨引流术”清除积血，这是头颅手术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
但早期医院和医生的卫生状况恶劣，士兵接受治疗时常因伤口感染而死亡，死亡率高于战场。18世纪中期开始，人们还不太了解微生物引发感染的原理，但一些外科医生开始发现洁净和感染之间的关联。法国外科医生克劳德·波图将清洁当作治疗时的硬性指标，他做的120例膀胱取石手术，只有3人因感染死亡。
直到1920年代之前，各国军事活动中士兵的死亡约有90%由疾病而非战斗导致。有时一旦暴发传染病，整支部队立马丧失一半多的战斗成员，陷于停摆状态。例如1775年美军北方军1万人的部队暴发天花，结果5500多人住院，司令部被迫宣布停战5周。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才成功发明牛痘接种术，不过在此之前英国已经流行人痘接种术，虽效果远不如牛痘术理想，但也能大幅度降低病死率。1775年，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听说北方军因流行天花而溃败，向大陆会议提出申请，要求对服役的新兵接种人痘疫苗，并获得批准。虽然这个计划的实施似乎不太成功，美军却因此成为世界首支大规模接种疫苗的部队，也算开创历史之先河。
军事医疗方面取得的“人道主义”观念进步更值得一提，17世纪“不屠杀或监禁伤员”的理念在18世纪得到强化。174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著名的“德廷根战役”结束时，参战的几方签署协议明确，认定为军队从事医疗服务的人员为非战斗人员，不可作为战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快将医疗人员安全送回其军队中。几方还同意每一方应该像照顾己方伤兵一样照顾敌军的伤兵，并在其痊愈后将之送回。
真正的现代军事医疗体系建立要等到20世纪。18世纪欧洲军事医疗水平用现代眼光看，无疑仍然十分粗陋，但当时处于现代医学诞生的前夜，欧洲强国军队受益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已经向建立制度化的军事医疗体系大踏步前进了。
北洋医学堂的诞生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朝在军事医学方面有了“开洋荤”的机会。
1835年，美国公理会派传教士医生彼得·柏克到广州新豆栏创立了一家眼科医局，可容纳200人候诊，免费为穷人治疗眼疾，眼科手术独树一帜，使其门庭若市。鸦片战争的爆发令医局一度停业，1842年1月恢复营业，这时已不限于眼科，而是扩建成一家综合性医院。这就是“博济医院”，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现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1866年，博济医院又创办了一所学校，名为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教育机构。
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时雇用的“洋枪队”中有两名外籍医生，先后在松江和昆山各开设了一所近代医院救治伤员。清军中首次出现受过近代医学训练的洋军医，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堪称破天荒第一次。见识到了西方军医的水平，咸丰六年，朝廷任命关韬为军医，赏五品顶戴，成为清军首个专职的现代军医。关韬曾在博济医院学习和工作多年，属于第一批比较系统修习现代医学的中国人。
清朝的近代军事卫勤建设要到甲午战争之后，才由洋务派督抚们着力推动，最早在编练的新军中落实。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选派16至26岁农村青年，先对他们做医学体检，按照德国军队方式编制，聘请德国军官，同时设立了随军医官和兽医。第二年，直隶总督聂士成请求仿效德军，在军中设立武备学堂和军械所的同时建立药库和医院。
制度性改革于1907年开始，清政府建立新式的陆军部，下设六司，其中就有军医司。设司长一人，军医司下面再设卫生科和医务科，各设一位科长。军医司掌管全国陆军卫生、治疗、医疗器械和军医教育。
建立军事卫勤体系，除了规章和组织改革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军事医疗和教育机构培养人才。说到中国最早的军事医学教育机构的诞生，不得不提及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传教士医生马根济的渊源。
英国传教士医生马根济毕业于布里斯托医学院，读书期间结识爱丁堡传教士医生罗韦，在罗韦影响下决定前往中国传教行医，来到武汉的伦敦宣道会医院工作。1879年，因妻子身体不适，马根济认为换个环境工作兴许对妻子健康有利，申请调到了宣道会天津医院当院长。
天津是大清首都的门户，也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地。马根济到任后发现宣道会天津医院的条件非常简陋，远比武汉的医院落后。他听说李鸿章是洋务派开明大臣，上书给李鸿章希望能得到援助，增加医院设备，但去信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突然有一天，一位差役匆匆赶到医院，邀请马根济前去李鸿章府上。原来，李鸿章的夫人莫氏患上中风多日，已经半身不遂，遍寻了各家知名郎中，服用过各种草药皆告无效。李鸿章心急如焚，决定请洋医生试一试。但李鸿章并不认识洋医生，而且那个时代中国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寥寥无几，几经周折，才通过美国驻天津总领事毕德格的推荐请来马根济。
经过六天的治疗，李夫人病情基本好转，一个月以后完全康复，李鸿章感叹不已。尤其治疗中马根济使用手摇电机仪器，令李鸿章大开眼界。马根济趁热打铁，邀请李鸿章参观医院，并让李观看了一起颈部肿瘤切除术。那个病人颈部长了一个比碗还大的肿瘤，痛苦不堪，顷刻间马根济将肿瘤成功摘除，令李鸿章和现场随员大为震惊。马根济也因此在天津名声大噪，各路达官贵人纷纷前来求医。
李鸿章与马根济结下私谊，得知对方愿望后，李本人捐助4000两白银。在他倡议下，天津官绅和商人又捐助6000两，1880年在天津法租界落成了漂亮的新医院，津门一带俗称“总督医院”。
1881年有七八名留美学生归国，李鸿章把他们分派给马根济学医，以备未来陆军和海军之用。马根济在总督医院里设立了一个医学馆，命名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教育经费从直隶省军费中划拨。学馆学制分为四年和三年两种，课程有化学、生物、物理、解剖、生理学、药物学等几十个科目。当时驻天津的英美海军医生也常被请来给学生上课，学馆虽小却是中国最早传习军事医学的教育机构。
1888年，马根济去世，伦敦布道会将总督医院买走。李鸿章又从官绅中筹款，效仿总督医院的规制，建立了一所官办的“天津总医院”，把原来总督医院的医学馆并入其中作为附设的医学堂。1893年，医学堂扩大规模，修建成新校舍，被正式命名为“北洋医学堂”，由马根济的学生林联辉担任校长，专为军队培养军医人才。
北洋医学堂按照西方医学院的标准设置医学课程，从欧美聘请众多医学名家前来当老师，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一切费用从清政府的海防经费中拨付，归直隶总督署管理。北洋医学堂的规模也不大，最初每两三年招生一次，每次从全国招收30名学生，学生毕业皆分配到陆海军中工作。
北洋医学堂可以说是一颗火种，它是中国第一所国家创办的军事医学院。打那之后，中国也终于能培养自己的军医人才了，之后全国各军医院校的建设莫不以之为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