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法之先进,《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也自愧不如

摘自:《世界史的10人:企业家带你读历史,一本决策能力的教科书》

一、澶渊体制是世界安定的第一步

在〈忽必烈〉一章里曾解说过,当时,从蒙古高原东方到中国北部(燕云十六州),是契丹(辽)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公元九世纪时,回鹘被吉尔吉斯所灭,之后该地区出现权力的空白期,出现了多支游牧民族,其中最早建国的是契丹。

契丹传到第六代皇帝,出了一位明君──圣宗。在中国数百位皇帝中,庙号(祭祀天子的太庙中,与谥号一同追赠的名号)有「圣」字的皇帝,只有创建清朝鼎盛时期的「圣祖」康熙,与这位契丹的圣宗,这表示除了这两位之外,再也没有符合这个字的卓越皇帝了。

辽圣宗时代国力充实,所以他派兵南下攻打宋。宋朝的皇帝是第三代真宗,第三代绝大多数都优柔寡断,一听到契丹来攻,立刻想着要逃到长江以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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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宋朝因为政治革命而培育了优秀的官僚,其中的寇准,是位有气节的大臣。寇准劝谕皇帝:「您怎能说这种丧气话呢?敌人只不过是夷狄呀!」便强迫不情愿的宋真宗反攻北方。

辽圣宗与宋真宗两位皇帝在河南省的澶渊之地对峙。宋真宗吓得魂飞魄散,每天都派宦官到寇准那儿打听消息,但寇准只是打着呵欠,继续呼呼大睡,宋真宗听到宦官的报告,才终于放下心来,「既然他都不在意,应该没问题。」

此时,这两位皇帝都思考过,开封的繁荣代表着宋朝是个富裕的国家,即使武力再差,基本国力也能战胜辽国。因此,心知肚明的两人选择了和谈之路。这便是一○○四年的「澶渊之盟」。

和谈的条件是:宋朝每年给辽国绸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宋朝待辽国为弟,国境维持现状。乍看之下,好像是用钱买到了和平。但是,那些交给辽国的钱,又会被用来买宋朝的茶叶、绢、陶瓷而回流,就如同ODA(政府开发援助),日本在开发中国家投入基础建设的钱,都被日本的承包业者携回国内。对宋朝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吃亏的条件。而辽国方面也接受了这样的议和条件。

经过了四十年后,宋朝又与在宁夏、甘肃、青海一带建立西夏(正式的国号为「大夏」)的党项,缔结类似澶渊之盟的条约。在金国消灭了辽国之后,宋朝也与金国签订同样的条约,图谋国土的安定。

宋朝靠着北方军事力与南方经济力平衡的和平路线,维持了三百年的安定(这种长治久安能够实现的体制,叫做「澶渊体制」)。一一二七年,宋朝虽被金国驱赶,偏安到中国南部(南宋),但这个体系基本上并未改变。若用一句话来表达宋朝是什么样的时代,可以说就是「澶渊体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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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虽然一再用钱买到和平,但因辽国和西夏的军力都很强盛,为了要与之对抗,宋朝也扩大了军备。宋太祖时代,有四十万人左右的军队,到继承真宗的仁宗时代,已经扩张到一百二十万人了。既然用钱买得到和平,应该可以削减军员吧,然而,由于强盛的游牧国家依然是个隐忧,遂使宋朝不断扩充军力。再者,原本有在控制数量的官吏也渐渐增多,在宋真宗时代据称「冗员有十九万五千人」。庞大的军队与大量官吏加乘之下,形成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因此,宋朝的病灶也持续扩大。

而王安石很快就要出场了。

二、接纳〈万言书〉

中国的科举,是个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才能高中的难关,是日本司法考试难以相提并论的。所以,家里若无相当的资产,是没办法参加科举考试的。相反的,若能中举,便能回收投入资产的数倍之多,甚至可以养活一族老小,所以,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因此,全国各地的优秀才子都会在科举中齐聚。

范仲淹便是其中一人,他便是写了〈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天下的人物。另一位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散文著称(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些科举出身的人士,为了防止宋朝变成巨大的政府,实施了「庆历改革」,但是因为反对派从中阻拦而几乎没有实现。范仲淹等人因此遭到贬黜,就在这时,王安石成为官员。

王安石生于一〇二一年,当时宋朝因为签下澶渊和约,社会安定。庆历改革时,他二十二岁,科举时以第四名高中进士,进入官场。虽然他天资聪明,却拒绝了朝廷的官职,选择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有一说法认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所以希望从事俸禄较高的地方职务。以日本来说,平安时代的贵族赴地方担任「受领」的话,收入也会比较好。

但从王安石的角度来看,也许他认为自己应该在中国广大的各地察看实情,多多学习,才能从事真正的政治。不过真相如何,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总之,大家不妨先记下来,王安石通过科举之后,在地方当了十六年的官。

然后,他运用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上呈著名的〈万言书〉,向皇帝直陈,若是让这种「巨大的政府」继续下去,不但管理困难,有一天政府的财政也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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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仁宗当政,他无心采纳,只是向旁边的人打听王安石:「好像有哪个地方官写了什么奏折,文章出色,到底是谁写好呈上来的?」但是没有人知道。毕竟王安石从来没有在朝廷任过职,自然无人知晓他。

过了大约十年,宋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注意到这份〈万言书〉,燃起了振衰起弊的雄心壮志。于是,他召见王安石,将他拔擢为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两年后,王安石成为副宰相,第三年,更升为宰相。

王安石采用了两种政治手法。一是召集优秀的年轻官员,让他们自由讨论,再归纳政策。至于刚出炉的新法在进入实施阶段之前,他们会先在某个地方试行,等确认效果之后再全国通行。

王安石所规画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他认为必须压制大地主或大商人,增加中间阶层,否则国家就不会繁盛。这与他擅长地方政务有很大的关系吧。进而,他知道振兴产业、采纳合理的经营手法等大改革的实施,若不一气呵成,一定会受到守旧派的抗拒,所以王安石在获得皇帝的信赖下,将反对人士一一遣走。

话虽如此,王安石并未断绝这些反对派的政治生命,在那种时代,别说是政治生命了,就算是性命都能想取就取。但他认为:「大家都是有才学的人,让他们休息一下就好。」因为他的宽大,反对派的领头羊司马光等,才能在赋闲期间,完成了史书《资治通鉴》。若王安石是心地邪恶之人,司马光可是连守旧派的领袖都当不成。由此看来,王安石与司马光虽为政敌,却是互相尊敬的文人。

三、为了庶民而控制物价

王安石极具理性,对事物的看法非常接近现代人。他所施行的先进政策,都是当时欧洲各国难以企及的。王安石的

政策统称「新法」,我们在此具体地看一下内容,依照时间顺序,列举出他实施的基础法令。

· 一〇六九年──青苗法、均输法

· 一 年──募役法

· 一 七一年──三舍法

· 一 七二年──市易法

「青苗法」是什么?当时的农民在采收结束、得到收入后,心里一放松,很容易就会大吃大喝,花光了明年买苗的钱,最后只能向高利贷借款。高利贷的平均利息是十到二十成,利率十分离谱。因此,为了不让农民成为金钱的奴隶,王安石设计了国家贷付秧苗金的制度,将利率控制在两成到三成。

「均输法」是一种物价管控政策。首都开封是运河的转运点,江南的物资都会运到这里。因此,拥有特权的运输业者,可能在运送到首都的路上收取回扣,或是见稻米不足,便囤货惜售以等待涨价,尽动一些歪脑筋。就业者来说,这种商业行为理所当然,但是王安石认为,这应该由国家掌控,并且抑制物价。

青苗法的施行令大地主头痛,而均输法的施行则令大运输商头痛,两者都是保护小老百姓的措施。

「募役法」是指,租庸调法里属于「庸」项目的劳役会妨碍农民作业,加重他们的负担,所以只要农民缴纳货币,就能代替及免除劳动。官厅会用这笔钱雇人来代替农民服劳役。另外,还撤除特权阶级的减免。这也是救济庶民的法令。

「三舍法是设置官僚培养学校,除了官人与胥吏之外,也栽培中间的官僚人员。

另外还有「市易法」,这是商人版的「青苗法」,指的是国家对中小零售业者的低利融资,请把它想成政府金融公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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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新法之外,王安石也改革科举,他减少诗文的给分比例,把比重放在内容的理解,而非死背。也就是说,把文学系的考试改成了法学系的考试。王安石是知名的散文家,但他深知若只有诗文的才华,在实务上就会草率行事。

王安石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些连连发布的法令,整体来说完全调和,而且毫无缺漏。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效率地重编政府,并将市场整顿得更公平。

四、传承新法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〇七四年发生大旱灾,易姓革命理论抬头,称此为「天惩恶政」。司马光所代表的守旧派、旧法派,向王安石的支持者宋神宗呈奏,王安石才是旱灾的罪魁祸首。

而且不只是皇帝,他们也向皇太后,即宋神宗的母亲禀报此事。

宋神宗虽然英明,但皇太后也只是个疼爱儿子的平凡母亲。她听信了守旧派的说词,对儿子施压,要求换下王安石。这么一来,神宗也不敢违逆,他开始怀疑,也许旱灾真的是王安石施政所惹来的灾难,最后罢免了他的宰相之职。

不过,王安石并不因此气馁,他写的《三经新义》,是一本为儒家经典《礼记》、《书经》、《诗经》注解的书,成为科举考生必备的参考用书。王安石认为,自己就算被削去了宰相的职位,或即使一死,新法的精神还是会传承下去。若能改革科举、选择好的课本,一定会出现优秀的官僚。王安石将这种想法藏进了《三经新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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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信念有其根据。虽然在世界史课本里,都把这一段历史解释为「新旧党争」,但是旧法派没有理论,例如对青苗法,他们只能抬出儒家的主张,以「国家和人民做买卖,太奇怪了」的说法来反驳。王安石对于这一点予以彻底的反击,表示自己长年看到地方实态,大地主只知道中饱私囊,对于百姓则什么忙都不帮,这种两极化若再继续发展下去,只会削弱国力。以《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爆话题的托玛.皮凯提(Thomas Piketty)听了,恐怕也会佩服不已吧。

七五年,宋神宗再次命王安石为宰相,但是守旧派与皇太后结盟,不断向神宗施压,所以王安石也心生厌倦,再加上儿子亡故,只待了一年便辞职,从此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宋神宗死后的第二年,王安石离开人世。司马光虽然成为宰相,但来年也撒手人寰。之后,新旧两派的争斗越演越烈,使得宋朝陷入混乱,被视为一一二七年北宋灭亡的导火线。

那么,新法也死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自从王安石写了《三经新义》之后,只要是参加科举的人,都会用这本参考书来学习。所以,认真苦读的优秀官员,都成了新法派。南宋面对金、蒙古等强大的游牧民族,还能守住一百五十年,除了江南富饶的经济力之外,也多亏了这些开明派的官员。

宋神宗之子徽宗称颂王安石的功绩,将王安石供奉在孔庙之中。孔庙位于孔子出生地鲁国(现今的山东省),庙中奉祀了孔子、他最爱的弟子颜回,以及后继者孟子。而王安石则被赋予次于孟子的地位,可见他得到的评价有多高。不过,他只被奉祀到十三世纪中期,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其中的原因。

【来源:历史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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