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趣闻：他生前富可敌国，死时却无棺木下葬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严嵩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严嵩刚入阁不久，与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彩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
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严嵩再次与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其后又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境城墙十分重视。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防的粮饷，严嵩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
严嵩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在起草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明世宗在还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的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说，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明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明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
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员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王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儿子严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明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
明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明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行刑前大哭一番。
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
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削官还乡，无家可归。晚景凄凉。两年后病卒，终年八十七岁。“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严嵩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