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截杀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的当天，隶属于皇帝的十二卫大将军，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除了少部分府兵，在芳林门与秦王系武装力量交战之外，府兵们几乎没有进宫勤王。就算是攻打芳林门的府兵，也是出工不出力。
唐朝的时候，十二卫大将军跟宰相、御史大夫一样，直属于皇帝。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人可以调动十二卫府兵。
按道理来讲，宫中有变，十二卫大将军应该火速勤王。如果十二卫大将军全力勤王，李世民的八百府兵，再加上高士廉武装起来的囚犯，肯定挡不住数万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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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大部分十二卫大将军，都在明里暗里支持李世民，根本就没有勤王的意思。由此可见，李渊在军队中的号召力，远远不如李世民。
李世民是亲王，李渊是皇帝。皇帝在军队中的号召力，居然不如亲王。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李世民在朝中，一直扮演军方代言人的角色。李世民在朝中，一直在不遗余力替将士们争取利益，甚至不惜和父皇对着干。
李世民率部平定洛阳，李渊干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他居然派了一群嫔妃，组成代表团，去洛阳“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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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资治通鉴》和《新旧两唐书》的记载，原文是：“及洛阳平，帝遣诸妃驰阅后宫。”
嫔妃们说好听点，就是去“劳军”。说实在点，就是去“摘桃子”。自古以来，让女人组团，去前线“摘桃子”。这样的事情，除了李渊，就没有第二个皇帝干过。
嫔妃们到了前线，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钱。李世民认为，拼死打仗的将士，都没有得到赏赐，嫔妃们就没资格要钱。李世民替将士们代言，以“已封帑簿”为由，不肯把钱给嫔妃们。
嫔妃们到了前线，纷纷替娘家的人，向李世民索求官爵。李世民替将士们代言，以“官爵非有功不得”为由，不肯给嫔妃娘家人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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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张婕妤，是李渊的爱妾。张婕妤看上了洛阳的一大片良田，就替娘家向李世民索取。李世民认为张家无功，就把良田赐给了功臣李神通。
张婕妤不甘心，就绕过李世民，向李渊索取。李渊贪恋床笫之欢，忘了浴血奋战的将士，下敕令把良田赐给张婕妤的娘家。
李神通浴血奋战，才得到那片良田，说什么也不肯把到手的良田吐出来。李世民为有功将士代言，支持李神通，结果得罪了李渊。
《资治通鉴》和《新旧两唐书》的记载，李渊因为良田的事情，怒斥李世民曰：“我敕不如尔教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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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个国学常识。古代的时候，臣子写了一篇草诏，皇帝在上面写一个“敕”字，就是正式的诏令。
皇帝的主要工作，就是“画敕”。“敕”是皇权的象征，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画敕”。只有皇帝的命令，才可以称“敕”，也可以称“诏”。
教者，上令下曰教。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就是“教”。不仅仅王爷可以发教，其他的官员对下级，也可以称教。
陈寿编录的《诸葛亮集》，就收录了许多诸葛亮的教。比如《答蒋琬教 》《与李丰教 》《黜来敏教 》《与张裔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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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层面来讲，李世民的教，肯定不如李渊的敕。李世民顶住压力，以教抗敕，就是为了向将士们表明：“你们是我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兄弟，无论有多大的压力，我李世民都为你们代言。”
李渊因为张婕妤，训斥李世民。将士们肯定是这样想的：“我们拼命厮杀，皇帝却派嫔妃摘桃。秦王为我们代言，皇帝还训斥秦王。与其为这样的皇帝卖命，还不如为秦王卖命。”
以教抗敕事件，李世民虽然挨了父皇的骂，但是得到了将士们的拥戴。类似的事情还很多，让李世民在军中的威望与日俱增。李渊用人，重门第亲族，轻军功勋格。李渊所用的人，大部分是窦家、独孤家、杨家的亲戚。
窦威和窦抗，功劳都不大，但是都官拜宰相。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李渊正妻太穆皇后的族人。独孤怀恩官拜工部尚书，就因为他是李渊亲娘元贞皇后独孤氏的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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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士及作为反贼宇文化及的亲弟弟，他能官拜宰相，就因为他是李渊爱妾宇文昭仪的亲哥哥。《新唐书》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一针见血指出来说：“时士及女弟为昭仪，有宠，由是见亲礼。”
朝廷的官位就那么多，李渊大规模起用亲戚，功臣就没有官位了。久而久之，功臣们就有意见了。举几个例子，程咬金、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等前线的武将和谋士，在玄武门之变以前，官位都不大。
李世民处处为有功的将士和谋士代言，让他在军中和中下级文官里面具有很强的号召力。玄武门之变，将军们或直接为李世民卖命，或勒兵观望，或出工不出力，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为君之道，最主要的就是赏罚分明。李渊贪恋床笫之欢，不惜为了美色裙带得罪将士，结果让李世民有了收买人心的机会。在我看来，李渊晚年的悲剧，都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