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4日下午，开国大典刚过去三天，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见了一个人。这人时年四十来岁，与周总理也算是老相识了。在座的除了周总理和他，只有乔冠华(后来担任外交部部长)。
一见面，跳过客套与寒暄，周总理和他叙旧了几句，直截了当说了一句话：“我们准备把中国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
在这里，先要对猪鬃和猪鬃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做个简单介绍。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脊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刚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是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原料，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猪鬃是中国传统的出口物资，出口量长期占世界第一位。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宗传统出口项目，如茶叶、瓷器、丝绸等，纷纷被外国产品所取代。到民国时期，只剩下桐油、钨矿砂、猪鬃等少数几种产品，在国际上尚有一些竞争力，可以算是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
周总理将中国猪鬃公司交给他，相当于将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小半壁江山托付给了他。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初始，百废待兴，出口创汇可以说是关系到新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个人是谁？竟值得让周总理委以如此重任呢？
能够担得起这样重托的，当然不是等闲人物。此人正是当时号称“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当时有“中国工商界五巨子”之说，包括钢铁大王胡子昂、机械大王胡厥文、纺织大王荣毅仁、水泥大王周叔弢，最后一个就是猪鬃大王古耕虞。
其实，把古耕虞与前面四位并列，算是委屈他了。前面那四位，当年在各自的领域算是做到了中国第一；而古耕虞在猪鬃这个领域，是做到了世界第一。
古耕虞出生于重庆一个山货业世家，21岁的时候，就接过了父亲的产业。他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接手父亲的产业不到3年，便将整个四川的猪鬃出口全部拿下了，等到抗战快胜利的时候，全国80%以上的猪鬃出口都由他掌控，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猪鬃大王”， 古耕虞旗下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虎牌”猪鬃，也成为世界上非常响亮的商标。孔祥熙早就想把猪鬃这个生意抢过来。可是，孔祥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斗得过古耕虞，因为全世界的客户都只认古耕虞，在欧美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古耕虞的信誉，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
那么“猪鬃大王”古耕虞，面对周总理的这个提议，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至于我个人，政府怎样用我就怎样好。” 古耕虞的这番答复，可谓石破天惊。
要知道，古耕虞旗下四川畜产公司在1948年结账时，公司有900万美元、2700万美元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厂房、办公楼外，还有大批猪鬃和各种畜产品。公司财产不计，古耕虞个人足有100万美元(按照黄金价格，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美元)，是地道的百万富翁。在外人看来，古耕虞的这番答复，简直是失心疯了。把一个历经三代惨淡经营，在世界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无偿交给国家。古耕虞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答案将在本文结尾揭晓。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一刻开始，古耕虞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是周总理直接领导的。
古耕虞既然接受了周总理的重托，那么就要想方设法将猪鬃卖上个好价钱，多给国家赚取外汇。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猪鬃客户，在美国，说的更明确些，是美国政府。那么很明显，古耕虞必须亲自前往美国，才能把这事办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毛主席单独接见了古耕虞。随后古耕虞奉周总理的密令赴美推销猪鬃。出发前，有关方面与古耕虞做了精心准备。古耕虞在大陆的资产全部移交(古耕虞本人提出无偿移交，周总理亲自批示作价处理)；古耕虞在大陆的所有直系亲属，转移到国外或香港等等。从表面上看，古耕虞就是个手持“中华民国”护照，与大陆毫无瓜葛的生意人。
古耕虞赴美前，发生的一件事，在此不得不提一下。1950年初，他从天津来到汉口，准备召开公司会议。贸易部突然请他回京商量要事，原来政府急需一笔外汇，希望古耕虞立即去香港为政府垫付500万美元(按照黄金价格，相当于现在的两亿多美元)。古耕虞二话没说，马上去香港，把这笔外汇交给了香港的中国银行(这笔垫款后来政府如数归还)。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外汇匮乏到有时需要向资本家借款周转的地步了。
古耕虞到美国4天后，朝鲜战争爆发了。猪鬃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顿时价格暴涨。古耕虞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将自己的商业天才，可谓发挥的淋漓尽致。在他的努力下，1950年中国的猪鬃出口达到八千万美元(按照黄金价格，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多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出售猪鬃所得，换取了大量国家急需的轮胎、五金、橡胶等重要物资，有利的支援了当时国家的各项事业。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当初不可一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志愿军凌厉的攻势下，被打得丢盔弃甲，一溃千里。美国政府恼羞成怒，下令冻结中国在美资金，禁止美国船只驶向中国大陆。
古耕虞在美国的资金，也被冻结了，而且还是所谓的“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得解冻，同时不允许被冻结者提出诉讼。被冻结的资金，大约有七百多万美元(按照黄金价格，相当于现在的三亿多美元)，其中近九成实际上是国家所有。
事情发生时，古耕虞正好回国了。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笔钱怕是要烂在美国了。也有一些领导，悄悄的劝他，留在国内先避避风头，人比钱重要。但古耕虞决定，要去香港申请解冻资金。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判断，美国人现在急需猪鬃，除了他，世界上没有人能大量供应；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国家现在急需这笔外汇采购紧缺物资。
到了香港，古耕虞发动各种关系来运作此事。直接受理的是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美国人把古耕虞的公司以及直系亲属调查了个底朝天，希望找出古耕虞和共产党之间的关联。这时，事先的那些准备工作就体现出了价值。国内的产业，已经卖给国家了。香港的公司，无论是股东名册还是职员名册，都不能证明他的资金和大陆有关。而他所有的直系亲属，也都不在大陆了。
美国人挖地三尺，没有抓到古耕虞任何通共的把柄，心有不甘。于是使出最后一招，由总领事出面，约古耕虞来领事馆面谈。
一见面，总领事就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你把国内的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我们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而且拿到手的不是现钱，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这是一个布满陷阱的问题。不论怎样回答，都会陷进去，使资金不能解冻。古耕虞的回答是这样的：“你向我提这个问题，是违背美国法律的，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总领事露出惊讶的神情，对他说：“你说清楚点，我违背了什么法律？”
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述人申述权利的方式进行审问，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使我无法申辩。我回答什么，你都可以不准许我解冻。如果我说自愿的，你就会说我是和中共合作；如果我说是被迫的，那么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中共是怎么强迫我的，是拿着手枪，还是要把我关起来。你可以先去问问你们领事馆的法律顾问，你是不是违法？”
总领事离开了一会，很可能是去问了法律顾问，出来时挥挥手说：“我们不谈这个了，谈谈你的心情吧！”
古耕虞说：“谈谈心情是可以的。不过我倒要问一问你，如果美国共产党执了政，要搞社会主义，要你的公司，答应给你一点补贴，还答应让你做生意，你会怎么办？”
总领事为之默然，转而问了些诸如什么时候来的香港，有没有亲属在大陆，这两年去过大陆没有之类的问题。古耕虞都滴水不漏的做出了回答(古耕虞回大陆都是绕道澳门的)。
终于，美国人无计可施，没有猪鬃就造不了油漆刷子，没有油漆刷子刷油漆，美国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就只好打着赤膊上战场了。而买猪鬃又离不开古耕虞，不得不解冻了古耕虞的资金。
金解冻后，古耕虞在第一时间将这笔宝贵的外汇汇回了国内，这笔外汇购买了大量志愿军急需的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说古耕虞是抗美援朝的幕后英雄，一点都不为过。与此同时，古耕虞还将自己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了北京。从此，他不光是把财富交给了新中国，把自己的下一代也交给了新中国。
1955年，古耕虞自香港调至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总经理，主管拥有55万职工的企业。1972年古耕虞担任中国土畜产公司顾问。
1979年1月17日,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位老工商业巨子谈话, 就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发挥原工商业者作用等问题向他们征询意见。这一幕，被后人称之为“五老火锅宴”。
“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的资金办私人企业。邓小平同志的一席话，如火锅宴上的炉火，点燃了五老报效祖国的雄心，也点亮了改革开放旗帜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路明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与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开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古耕虞于2000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