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泰
公元1280年，一场爆炸让扬州举城皆惊。
一位城中居民写道：“声音像火山爆发，像龙卷风吹来，全城震恐。”冲击波，或时人所谓“炮风”，震得屋梁飞出3英里（约4.8公里），屋瓦吹到30英里（约48公里）之外。
城中百姓最初以为是打仗了——他们数代就生活于战火之中，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场事故。扬州武库辞退了最有经验的一批火药技师，而初出茅庐的新人研磨硫黄时常常马虎大意。火星不慎溅落，点燃了一些火枪，火枪如“受惊毒蛇”一样喷吐火舌，场面煞是好看，直到火焰引燃了火药。整个武库发生了爆炸。一百名卫兵身亡，尸骨无存。弹坑超过了10英尺深。
爆炸发生时，欧洲人大多还不知火药为何物。西方人对火药的第一条记述是学者罗吉尔·培根（1214—1292）所录，为爆炸发生的十多年前，而这种物质在欧洲战争中发挥重要用途就要到五十年之后了。然而，在1280年，中国的那些居民，已经在火药时代生活了几个世纪。
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火枪的描绘（右上方）
学者提出，中国人在慢慢探索火药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欧洲人真正掌握了这种新技术的用途。就连汉学家都这么认为。不过，中国将火药付之应用真的很慢吗？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完全开发出这项技能有许多技术难关，但是如果我们从火器演化的全球背景去看，中国人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这一速度完全可以和14—15 世纪西方火枪的演化速度相比。
载有早期火炮武器的宋代楼船
想想1127年到1279年，也就是南宋时期，人类经历了从使用最初级的火器，比如火药箭，到发展出一整套精密武器，比如火枪、各种原型枪的过程。在后一阶段的末尾，终于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枪。算上之前的北宋（960—1127）——那时一件火器都没有，在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人类在军事技术上取得了21世纪前最为迅猛的发展。演化的速度当真惊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从中国宋朝开始。
我们将其与现代相联系的其他很多事物也出现于宋朝。
宋朝，960年—1279年
宋朝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据宋史专家迪特·库恩（Dieter Kuhn）说，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 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启蒙最为显著的特征”。这或许过誉，但毫无疑问的是，宋朝在技术、经济、科学、文化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时代。
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表明，直到18世纪晚期，城市中心居民最多的一个时代就是宋朝，宋朝的城市化率至少达到了10%，欧洲社会在1800年左右才达到这个比例。
当时欧洲最大的几个城市，人口都在10万左右——塞维利亚15万，巴黎11万，威尼斯7万，伦敦4万。而那时宋朝都城开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
南宋在杭州建都时，杭州的人口也非常稠密，超过了100万（有估算达到了250万），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
南宋行在临安想象图
连接中国那些繁华都市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网，在中国广袤的平原（Great China Plain）上建起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贸易区”。这一交通体系为历史学家所谓的宋朝“经济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 有的学者干脆将之称为“工业革命”。
从铁器、陶瓷到先进的金融体系，经济的发达必然会促进军事技术的进步。不提火器，宋朝及其邻国的发明者还制造并改进了远距离弓弩、新型的速射弩盒、巨大有力的炮弩（artillery crossbows）、双活塞压力火焰喷射器，还改进了锻造剑、矛和盔甲的技术。
宋代步人甲复原图与介绍
宋朝的先进是众所周知的，而悖论也是举世闻名的：即便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宋朝也没有在东亚称霸。
宋之前的朝代，汉唐登上了无可置疑的权势巅峰，宋的后来者，明清也一统天下，威震四邻。但宋朝作为国家却往往军事失利，败多胜少，缔结过不少城下之盟。
澶州城墙今日残址
这个悖论让学者们疑惑不解，他们认为这是“困扰宋朝三个世纪之怪现象”。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强调宋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在儒家的影响下，宋人重文不重武。学者认为，在宋朝，儒家倡导文（文字、文化、文明），贬低武力，信奉君主和大臣以德行就能垂拱而治，诉诸武力是野蛮和不文明的做法。假使宋人对战争加以应有的重视，它便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东亚霸主。
但是，近期研究宋朝的著作表明，宋朝并没有忽视战争，且重视程度并不弱于上文的建议。王元康写道：“在考虑是否动武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实力对比，而不是文化上对战争的厌恶。”与此类似， 唐·维亚特（Don Wyatt）写道，在宋朝，“中国人……用尽一切办法维护国家在地域上的统一”“诉诸战争的倾向丝毫不逊求和”。学者进一步发现了宋朝尚武的一系列有力证据。朝廷监督进行了大量军事生产项目，并且他们研制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连《宋史》也注意到，“他们的战争工具极其高效，近代前所未见”。然后接着写道，“他们的部队作战往往没那么有力”，但“他们的武器和盔甲非常好”。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宋未能驾凌四邻的难题呢？答案不在于宋有多弱，更在于它的对手有多强。宋朝前后319年，有四个主要敌人，最出名的（也是最致命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不仅压制了宋，从基辅到巴格达，从喀布尔到开封都是它的战利品。蒙古人之前，宋还有三个从中亚到北亚的死敌——西夏的党项人、辽国的契丹人和金国的女真人。
北宋时期全图
南宋时期全图
他们可不是粗夯的游牧民族。他们治下的国家同样厉害。保罗·雅科夫·史密斯写过：“10-13世纪，内亚国家治国手段迅速优化，这使它们能够驾驭一支可怕的军队，在北方前线平抑掉农业大国宋在财富和兵力上的优势，从而阻止了宋成为中国治下世界秩序的霸主，将之压制为东亚多国体系中的普通一国。”宋统治中国时恰好是中亚列国国力超常卓绝之时，宋的弱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在欧洲，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态势有选择地制造了压力，促使精密工艺、管理结构和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宋未能凌驾于邻国看作孱弱的标志，而不是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呢？
宋朝的战国时代
宋的创新不是孤立出现的，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的贡献也很重要，他们互相刺激，互相挑战。宋和这些政权长期为敌，也长期往来。为寻找机会或者逃离匮乏，宋的臣民会跨疆迁徙，官员叛逃亦是常事。虽有禁令，但贸易仍然流动。
此外，尽管宋的四邻都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他们都深为汉的文化和制度所影响。相继控制中国北部的辽国（916—1125）和金国（1115—1234），本质上是内亚人阶层占统治地位的中华文化国家。实际上，辽国君主自认为承袭了唐朝，金国君主也有相似的表述。统治西部的西夏确为异质，但它同样深受中华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汉语是东亚的通用语种。军事著作虽然禁止出口，但也能流出国境，比如作为战利品它就非常抢手，战争后胜利者装运战利品的车队就满载着书籍和文献。
辽、金、西夏的战争策动者不但读汉文的军事经典，还出钱把它们翻译成契丹文、女真文、党项文。刺激是双向的，宋朝军事史专家写道：“契丹、女真、党项的军事统帅拜服中华文明，他们研究汉人军事科学的同时，也正向地刺激了宋的军事科学发展，推动中国军事科学的第二次大繁荣。”（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孙子的时代）
宋代富有竞争性的国家体系中，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也方便了这种相互刺激的模式：它的稳定性。
宋朝的“战国”之间达到了军事平衡，虽然宋偶尔表现得弱于辽金，但它也证明了自己不是那么容易被击溃的。1127年宋朝政府被赶出了开封，在南方重新建都，从此宋朝分为两个阶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
但其他几个政权就没那么坚韧了。西夏、辽、金要么互相残杀，要么被13世纪初崛起的蒙古人剿灭。而征服了大部分已知世界的蒙古人，打败宋，也花了将近五十年。
“上帝折鞭处”钓鱼城
这样的稳定性，恒常的敌对态势，对于“战国”的发展动能极为关键。混乱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创造出一种高产的均衡态，宋朝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都不常见的稳定和持久的形态。
战国时代的原型（前475—前221）当然也是出了名的持久，七雄并起，争斗超过了两个世纪，或者更长——取决于我们假定何时为“体系形成”的时间。那个时期见证了许多军事创新和行政管理创新，从此结构既定，随后秦汉承袭旧法，这样的结构就成了中国王朝的祖制。
汉朝既灭，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稳定竞争的阶段——三国时期（220—280），但接下来，从280年左右到581年，大量国家进入视野又消失不见，显然缺乏稳定状态。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混乱不清，以至于大多数教科书都对之草草记述，或是作为一个整体略去不提。“很长时间都没有划分出边界来，”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段三个半世纪的政治史是中国史里最复杂的一部分。”终于隋朝（581—618）带来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随之是繁华的唐朝（618—907），混乱才终止。唐朝覆灭后，中国又进入了列国竞逐的样态，直到宋在960年建立统治。
相比于原版的战国时代，宋朝的“战国时代”呈现了一种紧张的稳定。
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大致都有三个主要对手同时存在，形成紧张的均势，由此我们可以把宋朝的“战国”体系划分为三个独立阶段。
第一阶段是10世纪晚期到1125年，宋的西北是党项人的西夏国，东北是契丹人的辽国。1125年，辽国被新近崛起的金国所灭，后者代替辽雄踞北垂，并向南面宋的国土扩张，逼宋偏安建立了国土小一号的南宋，但国力依然强大。从此第二阶段拉开帷幕。
第二阶段从1125年到1234年，此时南宋北面抗金，金西拒西夏，形成一种新型的三国态势，直到成吉思汗于13世纪初登台。成吉思汗于1227年灭西夏，他的继承者于1234年灭金国。
1234年之后，变为宋和蒙古二虎相争。宋朝“战国”体系的第三阶段结束于1279年，宋最终被蒙古人灭国。
南宋末三帝之一赵昺
正是这样的地理政治竞争让宋朝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科技昌明， 从而举世闻名的吗？
我们不能把宋朝的发展动力简单地归因于地理政治竞争，正如对于近代欧洲，我们也不敢这么说一样。诸多变迁荡涤了宋及其四邻：农业的、商业的、财政的、技术的。战争仅仅是这个复杂、活跃的时代中的一个变量。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地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大量军事创新，尤其是说到火药武器上，更是如此。历史文献中对火器战役的记载在宋时持续增加，尤其是南宋时期。
历史学家粟品孝写道：“在南宋， 尤其是南宋晚期，火器广泛使用，（在历史文献中）说到军事装备时大量提及，在战场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宋朝第二阶段，大概是1120年到宋灭亡的1279年，是火药战争飞速发展的时期。
我们将看到，这些发展都遵循了杰弗里·帕克所说的“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这是由持久的军事对抗造就的。撑完一个回合的国家有所领悟，改革它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再将其运用到新一轮的战斗中。宋朝的“战国时期”分毫不差地展示了“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