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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儿时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洪流。可以说在他心中，始终是将“大家”放在“小家”之前。他的一生，始终在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着、拼搏着、奉献着。不过，周恩来也常说，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六亲不认。在这方面，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至孝情怀是感人至深的。
想起母亲，“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
周恩来的生母名叫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周恩来在1946年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说：“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生母去世时周恩来只有9岁。从周恩来的追忆中，不难看出他对生母的怀念之情。
在周恩来出生后，因他的叔父周贻淦去世，按照当时传统习惯将他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陈氏受过教育，能作诗文。在周恩来五六岁时，嗣母就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书中的故事，这些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留学日本时的日记中，就记载有读母亲(嗣母陈氏)诗文并引起思念的文字：“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难受，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这满含深情的文字，今日读来仍令人动容。
可惜，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在他11岁之前就已相继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恩来多次提到过这两位母亲。“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为党内外干部作报告时也提到过母亲：“1946年5月，我从重庆到南京，南京离我的老家淮安只有300多华里，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的两个母亲的坟……”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音哽咽，两眼盈满泪水。可是，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身份，周恩来不便回乡，留下了终生的 遗憾。
除了这两位母亲，周恩来小时候还有一位乳母。这位周恩来称为蒋妈妈的善良女性，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周恩来到天津读书后，她还曾借了高利贷做路费去天津看望过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向淮安赴京的亲友打听过蒋妈妈和她后代的情况。一直将父亲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皮夹子里
周恩来父亲名叫周贻能，字懋臣，在周恩来出生前两三年时更名为劭纲。周劭纲一生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四处谋生。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他十分有主见，对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从不阻拦，在内心里他是支持的”。1931年，他曾到上海，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信联络工作。后来因斗争形势严峻，父子又分别了。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当父亲到达武汉那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生动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偶有小别，但父亲基本上是和周恩来生活在一起。1940年，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忙碌的人群中，周劭纲有些孤寂。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也没有过多的时间陪老人，但他嘱咐办事处正在病休的张颖等工作人员，抽空多陪陪老人。
1942年7月，周劭纲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住院治疗。考虑到他的病情，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提起老爷子的病情。他还想着父亲的生日，在7月6日致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28号本天请人吃饭，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其中谈到父亲的病情，说：“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周恩来接信后很是惦念，并于10日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我这里默祷他的康宁。”之后又细致地指出：“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病情的关切，情感真挚、细致入微，读来让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可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那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鉴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还是在13日这天知道了。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恩来悲恸欲绝，痛哭不已。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几天后，周恩来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很快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在周劭纲老先生病逝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员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问，或亲往悼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就收录有一封以周恩来、邓颖超夫妻的名义致张申府先生的信：“申府先生道右：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颁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道安……”
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周恩来还曾对侄儿谈起自己的父亲。更须提及的是，周恩来一直将父亲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皮夹子里面，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对族中长辈同样十分孝敬
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周恩来儿时和青年时代，得到过诸多亲友的帮助，他对这些族中长辈同样十分孝敬，尽量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尽一些孝心。
周恩来到东北求学，是四伯父周贻赓的主意。他在求学期间的费用，也由这位四伯父承担。而在东北的经历对周恩来又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回忆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周恩来到天津以至后来在南开读书，也是因为四伯父工作调动到天津的缘故。应该说，四伯父对周恩来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周贻赓1933年病逝于天津，此时的周恩来当然是无法前往吊祭，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他人生里程中十分重要的四伯父。10年之后的1943年，周恩来曾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周贻赓：“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幼年周恩来在生母、嗣母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是和八伯父周贻奎、伯母杨氏夫妇(实际上是叔父、婶母，只是按照周恩来过继后的排序才称之为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八伯父也曾教他和弟弟打算盘，所以，周恩来对他们夫妇感情很深。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家中来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记中曾写下满含深情的文字，追念伯父并忧虑家中伯母的艰难。
八伯母杨氏，晚辈称为八太。八太在周恩来两位母亲去世后对他非常关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八太曾带着孙子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陪老人家游览了颐和园。1953年，八太到北京看病，又住了些日子。就八太治疗等事，周恩来三次致信淮安地方政府，指示对于伯母的治疗，在县里人民医院治疗即可，不必转到外地，同时，医疗费用由他这里出。信中还指出：“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到时候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后来，伯母去世，周恩来在致淮安地方政府的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还特意补寄了25元垫支款。
周恩来还有位做过袁世凯秘书的六伯父，名叫周嵩尧，原名周贻良。他早年中全县第一名秀才，并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集体召见面试，委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后曾在江苏督军李纯处任秘书长，其间平息了江、浙两省一场军阀战争。在袁世凯称帝时，他也曾上书劝说袁世凯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1949年12月，周恩来致信邀请六伯父来京。
1951年，周嵩尧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继续发挥余热。他后来想回浙江绍兴看看，可是，周恩来考虑到回去必将给地方带来一些麻烦，未能同意，并劝老人家别回去了。六伯父通情达理，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打消了返乡的念头。1952年3月，周嵩尧的独生子周恩夔去世。周恩来体谅六伯父的心情，特意将其喜爱的曾孙周国镇由扬州接到北京陪伴他。并且在老人家八十大寿的时候，周恩来在西花厅设家宴为老人家祝寿。更为难得的是，周恩来还亲自下厨做了老人家爱吃的两个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