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457万，创历史新高。而2017届考研人数是201万，五年间增加了127%，录取率则从2017年的1/3降至1/5。
考研人数之所以出现飞速增长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本科毕业生人数的上升。2016年高校本科毕业生为765万，到2021年增至909万，毕业生总量的增加会带动考研人数上涨。另一方面，从上涨比例来看，主要还是因为大学生考研意愿大幅增加，对应部分毕业生就业意愿的下降。与往年相比，有的学生预期就业情况与理想目标有距离，因此早早选择考研，而非主动追求学术深造。
近十几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展总体平稳，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不断进入社会，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占据职位。经过多年累积，不少岗位已不再稀缺大学生。一些待遇较好的岗位因为竞争激烈，即使工作性质并无特别要求，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学校层次、学历水平要求也会水涨船高。一些本科生就足以胜任的职位，要求逐渐提升至硕士研究生。这一现实又对本科生的观念产生影响，认为有必要提早准备考研。
实际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在校学习时间也并非绝对越长越好，而是与工作性质密切相关。对大多数从事实践类工作岗位的毕业生来说，接受完本科教育，就应转入公司和单位实践，而非更多的课程学习。非主动追求学术深造、单纯为了拖延就业的考研，会造成社会劳动时间的损失。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就相当于以前的高中生，研究生才是以前的大学生。这种说法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这等于人为拉长了在校学习时间，而非社会生产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们会观察到就业市场的倒挂现象。一些大学生眼里只盯着一些收入高待遇好的“白领”职业，而新职位的数量虽然在增加，由于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速更快，找工作时会出现所谓的“大学生过剩现象”；但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用工缺口也不时出现，一些蓝领工种的收入增速和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了“白领”。这种倒挂，既不利于大学教育与就业的良性互动，也不利于学生个人职业生涯的成长。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新科技革命趋势下，中国需要足够数量的研究型人才，从基础研究开始发力。高校、研究所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需进一步紧密起来，建设好各级研发平台。同时，基础研究需要的人才素质，并不能简单与学历画等号，与相关学科的论文发表数量画等号。解决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需要以工业实践带动基础科学研究，配备足够的研究型人才，其中既有教授、博士生，也需要硕士生和本科生来完成各种类型的任务。更多人才回归研究领域当然是好事，但也需配置得当，并且保持与科研实践的联系。
同时我们看到，在一些“卡脖子”领域，比如芯片行业，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看，预计到2022年前后，相关人才需求将达到74.45万人，而人才缺口已达到24万人。为弥补国内芯片人才的不足，2020年8月，国务院发布8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一级学科设置工作，努力培养复合型、实用型的高水平人才。这一人才培养要求对其他一些学科也有借鉴意义，一方面可关注一些新兴学科，引导优秀学生转向工业界急需的领域。如多所顶尖大学纷纷成立“芯片学院”，就是很好的方向。这需要高校与业界加强联系、观察动向，也需要有教学条件，不宜一哄而上。
对于那些较为成熟的专业，不能只注重招生、把学生培养毕业，还需更积极地考虑学生就业出路，而非让学生自行通过考研解决问题。一些学生反映学校教科书过时，跟不上领域前沿进展。有条件的高校宜及时听取意见反馈、早作准备，引导学生在大四进入公司实习时就具备足够技能。
不少高校学生有“象牙塔”意识，被保护得不错，但进入社会后需要一段适应期，有个别学生甚至出现惧怕情绪，看不到社会上努力发展获得提升的机会，被身份自我限制。高校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认识劳动、积极投身实践，而非一味简单拼考试，从而帮助学生化解压力。
大学生数量增加，社会追求高层次人才，人才回归研究等都是好事，社会与学校需要对其因势利导，引导学生将努力投向正确的方向，也让学生的努力有价值。（作者是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