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其中老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出任协理大臣。在整个内阁13名成员中，满族和蒙古族占9人、皇族占5人，剩下4名汉人为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学务大臣唐景崇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并非拥有最重要的实权。
这个名单一经公布就点燃了舆论，最典型的说法讲这是皇族内阁，清政府的权威性危机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在此之前革命还是属于低潮，清末新政吸引了大批的人才进入体制内，但之后革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如何理解这个关键节点？摄政王载沣到底是脑子哪根筋搭错了，冒天下之大不韪，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呢？
载沣是个80后，在1911年的时候只有28岁。这个满清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得不说他是当时少数的具有国际视野并且有留洋经历的人。
1901年庚子国变后，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国家和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18岁的载沣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谢罪，表现不卑不亢，深得国内外青睐。
无疑，载沣是被慈禧太后选中的新一代满族勋贵，慈禧死后，改革的接力棒就交给了年轻的载沣手中。
我们很难说载沣就没有能力，亦或是延续传统的说法讲他昏庸，只是相比于慈禧太后他少了很多乾纲独断的勇气，在事后看来许多决策也有许多问题，比如这一次的皇族内阁。
载沣为什么要把责任内阁塞进那么多皇族呢？我这里引述专家马勇的思考，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内阁，而是一个过渡内阁。既然过渡、又想要把接下来的君宪制度保质保量的完成，就要很大程度上继承原有的体制和旧臣。
其次，既然所有民族一律平等，“那为什么要限制皇族成员出任政府要职呢？”
最后，这几个大臣并非昏聩，而是久经宦海的老臣，尤其是奕劻已经为清政府服务了几十年。这个职位其实是没什么争议的。
从客观上看来，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掌握朝权数十年在清末十年尽数故去，而新一代的合适人才也出现了断层，当时朝野中适合当内阁总理的汉人，只剩下了袁世凯和岑春煊。但两人都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尤其是袁世凯还和载沣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总理大臣只能落在满族权贵手里。
不少报纸和列强都猜测，第一届内阁总理应当是载泽（后出任度支大臣），不过袁世凯派盛宣怀到镇国公府说了一通，说什么第一届内阁总理大多短命，载泽还是出任第二届为好。所以奕劻作为次要人选入主内阁，本身就是朝野内外同意的。
问题出在内阁的其他成员上，尤其是陆军部大臣和海军部大臣最具争议。陆军部大臣荫昌根本就不懂军事，就没打过仗，只不过他有留德经历和参军生涯，和德皇关系够铁；海军大臣载洵更是无能，在留洋期间嫖娼误事，还是被萨镇冰（后来袁世凯内阁的海军大臣）拦了回来。
在外界看来，这样的内阁无异于验证了孙中山等人的猜测，清政府好像真的不会把权利分享给新兴的中产阶层、满族权贵就是歧视汉人群体、更不会“还政于民”。
当这份名单公布之后，清廷实际上还有好几次更易的机会，不过摄政王载沣无一例外全部错过。
老亲王奕劻也算蛮倒霉的。他被赶鸭子上架成了第一届内阁总理，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要当的意思。 当然这并非是说他完全理解君主立宪体制的那些个原则， 这个老眼昏花的老人早就丧失了政治热情，有时候专以敷衍了事，甚至会说：“我已经老了，什么新内阁，什么内阁总理大臣，我不明白。”他确实老了，1911年的时候都73岁了。
这份名单出炉的第二天，奕劻就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递交了辞呈，到第三天又再度请辞，直接表明这个人员构成太偏皇族成员，和立宪体制不合。
摄政王载沣也不知道脑子抽了哪根筋，竟然没有重新妥善的考虑皇族内阁引发的权威性危机，仍然是让奕劻等人上任。
这是载沣错过的第一次补正的机会。
6月10日，都察院转呈咨议局联合会的意见，表示皇族内阁和君主立宪体制本意不合，要求重新组阁。咨议局联合会里面全是立宪党人，显然代表了社会中间阶层的声音。7月5日，40多名来自地方的咨议局成员再次上书，要求重开内阁。
咨议局联合会可视为“国会”的前身，地方咨议局可视为“地方议会”。如果这个时候同意中间阶层的声音，无疑是挽回清政府权威性危机的相当好的机会，同时还能博得“从善如流”的美名，为之后中间阶层参与政权提供良好的先例。
但载沣仍然拒绝。
这是载沣错过的第二次补正的机会。
9月24日，庆亲王奕劻再度请辞，此时保路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清廷面临这权威性丧失的双重压力。载沣再次拒绝。
这是载沣错过的第三次补正的机会。
这三次补正机会错过了，也就永久错过了。
之后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尽管载沣后面让袁世凯组阁、给出了更多的让步，甚至自己也不当蛇阵我刚了，局势也无法挽回了，人心就这样散了。
革命和改良在清末十年中一直处于跷跷板的状态，两者不断赛跑，不断争夺庞大的中间阶层。应该说，改良的魅力是大于革命的，相当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只要看到能够改革的希望，就不愿意造反、就不愿意去闹革命。这一点其实我们了然于胸，后来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个论述，认为这是一批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可谓是鞭辟入里。
所以孙中山在清末十年，过的其实是相当憋屈的。他只能发动一次又一次看不到任何成功希望的武装起义，来拉拢海外的“天使投资”， 清末十年并非革命的高潮，而是经常有低潮，许多革命党内部的人士看到清末新政的希望后“反叛”，最典型的是刘师培夫妇的反水。
但说革命深入人心也是对的，革命党的那些个言论，都在人们的心中埋下了一个小疙瘩。我打个比喻大家就好理解了：
有人说你的对象出轨了，你未能证实、只能半信半疑，想着重置生活的成本太高，还是打算观察观察。
有一天你捉奸在床，往昔朋友我一嘴他一嘴的风言风语全部言中，两人的关系也再也没有复原的可能了，就算他以后再怎么说，你的心里总是有一块疙瘩，很难再和好如初了。
“皇族内阁”正好就是这个捉奸在床的时刻，清政府中的那批满族权贵真的像革命党说的那样，不愿意放开手中的权利，死死的把握这个朝廷不给这些中产阶级开放。
清政府崩溃的大堤就这么被掘开了，陷入了亡国的窘境。
“一切历史就是当代史”，不得不再重复一句这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