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 年底，陈独秀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时，和高君曼同居，过着隐居式的生活。在陆军小学，他又遇到了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1878—1938)。刘季平自名“江南刘三”，是陈独秀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窗。《苏报》案后，邹容死于狱中，遗体被弃置“化人滩”荒冢地。刘三冒杀身之祸，将邹容遗体运回自己住宅“黄叶楼”，为其营葬。此举被章太炎誉为“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
刘三确实是古道热肠的知识分子，“尚气谊，重然诺，与人交肝胆相照，人多喜与为友。”陈独秀认识刘三以后，经常到他家里闲坐谈论。有一天，陈独秀在刘家见墙上新挂了幅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沈尹默”。“沈尹默是什么人?”陈独秀问刘三。刘三回答：“沈尹默也在校任教，去过日本。”陈独秀说：“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刘三说：“昨日，沈尹默在我这儿喝酒，回家乘酒兴写的。他爱好书法，15 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不足。仲甫若有兴趣，哪日我带他去你处坐坐?”陈独秀忙说：“不必，不必，还是我去看看他吧。”
第二天，陈独秀敲开沈尹默家的门。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听了，觉得真是刺耳。天下还有这样的人，素不相识，见面便把人贬一通。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字确实平常，忙招呼客人坐下。
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尹默情绪受了感染：“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尹默很虚心，就乘兴和他谈起了书法。
沈尹默说：“前日，刘三请我和哥哥沈士远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时，乘酒兴写了那幅字，让你见笑了。”陈独秀赶紧摆了摆手：“我是快人快语，你别介意啊!”
从此，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以及谢无量等常在一起以诗酒自娱。陈独秀1910 年在一封致苏曼殊的信中说：“去岁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尹默，……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1914年7月，陈独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
便在其编的《甲寅》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有天留巨眚，无地着孤身。大火留金铁，微云皱石鳞。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可见杭州的这一段生活给陈独秀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沈尹默也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写到：“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谢无量等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学书都是从“馆阁体”开始。但陈独秀的字却是以能见天质为指归的，天生的反叛性格在陈独秀初学写字时就有所表现。十几岁的他就坚决反对学习“馆阁体”，而只是一味在碑帖上下功夫，因而他的字线条洒脱、流畅，行笔不拘，行、草、篆、隶皆能达信笔挥洒，纵结缠绵，并臻妙境。诚如清代书法家赵所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
陈独秀以专家的眼力对沈尹默的尖锐批评，如楞严棒喝，令后者倏然警醒，沈尹默此后发愤异常，“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
两三年后，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板，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始学行书。1914年起，沈尹默任北京大学教授。1916年秋又被蔡元培委为主持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沈尹默的苦练当时可说已初见成效了。
沈尹默非常敬重陈独秀这位诤友。1916年的11月27日，汪孟邹、陈独秀同车赴北京。某日，他们走访北京大学，在校园内路遇沈尹默。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沈尹默便把陈独秀在北京的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随即赴陈独秀住处，诚邀他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30 年后，陈独秀飘零沦落于四川江津。沈尹默其时也在四川，曾写诗赠陈独秀。可是陈独秀仍然称沈尹默的字与30 年前无大异也。他明确反对死学二王，就沈尹默学二王一事提出他的看法：“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抗战胜利后，沈尹默辞去监察院监察委员之职，专力临池赋诗。但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沈尹默的书法才真正进入了全盛期。由于沈字法度精严，气息典雅，圆润秀美，清雅遒健。不作怪奇之体，在平正中求变化，在变化中见姿致，因而雅俗共赏，从者众多，也成就了沈尹默一代书法大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