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清代《晚笑堂画传》中的司马光像。资料图片
国家典籍博物馆馆藏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资料图片
张国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6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获《历史研究》创刊30周年优秀论文奖（1984），入清华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中国优秀出版物奖等。在清华开设的《中西文化关系史》系清华大学、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系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学者司马光主编，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历史，涉及22个王朝，共300万字。知道《资治通鉴》的人很多，但能够仔细读它的人很少，因为它篇幅大、头绪多、文字繁。可是，从政治家到学问家，乃至文化名人，大家都认为，需要读《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
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不仅要有史料价值，更应该有史鉴价值；不仅提供历史记载，还要启迪历史智慧。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甚至说迄今无有超越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为什么要读这么大的书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缘起。
为什么要读史
首先，我们从曾入选中学课本的一段话讲起。
东汉末年，18岁就即位的孙权，他在即位时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才队伍的统合。这个队伍中，有他父亲孙坚留下的，比如程普；有他哥哥孙策留下的，比如周瑜；当然更有他自己需要提拔的人才，比如吕蒙、陆逊。吕蒙小时候就想跟他姐夫去打仗，可万一出问题怎么办？他姐夫赶紧跟岳母讲。于是吕蒙遭到了母亲的责怪，可他对母亲说，生活太苦了，想打仗立功，将来能争取点儿前程。孙权即位后，看上吕蒙，提拔他带兵。可是这么一个从小玩闹的人，他真能带兵吗？孙权就告诉吕蒙，光有心杀敌不行，还要念书。吕蒙回答说他很忙，哪有时间精力念书。孙权就说：你比我还忙吗？我自掌大政以来，虽然忙碌，但一直坚持读书，我觉得很有益处，我又不是让你读成五经博士那种。你知往事、知道历史，就非常有帮助。后来吕蒙按照孙权说的做了，果然有进步。当鲁肃来九江见吕蒙时，谈起一些事，鲁肃感慨说“卿今日之才略，非比往昔”。他们当时谈了什么，能让鲁肃如此吃惊？《资治通鉴》没记载，我后来调查了一下其他史料，原来他们谈的是怎么对付关羽。后来吕蒙白衣过江，陆逊打掩护，果然战胜关羽。“知往事，增才略”，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们再举一位著名人物的读书故事。唐太宗当王子时，搭班子给自己出谋划策，班子里有十八学士。他登基以后，继续这个传统，专门让魏徵给他编了一本书《群书治要》。这本书是魏徵主持，由一批很有名的学者编的。内容先是经，从《周易》讲起；然后是史，从《史记》讲起；然后是诸子。看了书以后，唐太宗给魏徵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从小使枪弄棒，没读多少书，看你给我编的书，我之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我能在治国安邦、处理朝政时“致治稽古”，借鉴古人的成败得失。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想说的是读书是何等的重要。
那么应该读什么书呢？曾国藩说“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修身不外读经”，经书讲道理，特别是儒家经典讲道理，明白道理就知道是和非。“经济不外读史”，经邦济世，要读史，因为史书告诉人成败得失，为人提供经验，提供操作的技巧。
读史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那么，史书应该读什么呢？晚清的罗遵殿曾给曾国藩写信，向他请教，自己将来出去工作以后应该读哪些书。曾国藩的书信集里收录了他给罗遵殿的回信，信里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资治通鉴》最好呢？曾国藩的评价是“穷物之理，执圣之权”，《资治通鉴》不但能把事情的道理讲透，而且还能讲清楚操作的权变。
1.何为“守正出奇，通权达变”？
中国的诸子百家，各有思想主张，各有治国理念，但是“守正出奇、通权达变”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讲的。
《孟子·尽心》曾提到几个人。有的人一毛不拔很自私，比如杨朱。墨子则是“摩顶放踵利天下”，完全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别人，磨光头发、走破脚跟都在所不惜。而子莫这个人，既考虑别人也考虑自己，这叫“执中”，既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可是“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如果不能权变也只能是死教条。这是中国思想精神的一个核心，就是“守正出奇，通权达变”。这也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特点有关，当规则秩序难以牢固地建立之际，“通权达变”以把事情尽可能好地完成作为要旨，就特别重要。
孟子又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认为男女不能互相递东西，比如大哥在外面做官，嫂子和大哥的弟弟在家里，这个时候最好不让他们见面。然后孟子就问了，如果有一天嫂子溺水掉到河里，弟弟该怎么办？——赶紧去找大哥吗？最后可能大哥来了，但嫂子却没了，这就是“执中无权”。所以弟弟这个时候就应该赶紧跳到河里把嫂子救上来，如果还要考虑其他，那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要害死人的。
2.何为常理和机宜？
所以，在常理和机宜问题上要分清楚，曾国藩讲“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说《资治通鉴》这本书不但能够“守正”，有正道，讲大道，讲常理，而且还告诉人“机宜”，即在非常情况下的处事机宜。
举个《资治通鉴》的例子。当年刘邦跟项羽争天下，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是刘邦手段很柔软，处事很能够把握机宜，无论是在鸿门宴上还是用人方面，他都身段柔软、能低得下头。比如他的手下大将韩信从西边打到东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接下来又打赢临晋之战、井陉口背水一战，刘邦从西到东的大部分地盘都是韩信打下来的。而在这期间，刘邦只是在中原的广武山、荥阳一线跟项羽对阵，并且还处于下风。可是，听到韩信节节胜利，刘邦心里是一半高兴一半焦虑，高兴的是韩信给他打下这么大地盘，焦虑的是韩信太厉害了，他怕驾驭不住。而这时，韩信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他，说山东这个地方需要人治理，总得有个王，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拿下这里，那就请让我韩信来当这个“假齐王”，也就是代理齐王。韩信的这个要求，正是刘邦所忧虑的，如果韩信在山东成为一方势力，那么刘邦还能控制得住局面吗？所以刘邦收到信后有点愤怒，他对韩信派来的使者大声呵斥，说我在这里跟项羽对阵，韩信怎么还想着在那里称王？！这时张良和陈平急忙提醒刘邦不能这样，碰了刘邦身子一下、踩了一下脚，刘邦马上反应过来了，立即做出一副很豪爽的样子说：“张良，任命韩信当齐王。”刘邦本是忌惮韩信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目前局面下最合适的处事方式就是答应韩信。此事之后项羽派人策反韩信。韩信回答：“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韩信当年跟着项王的时候官不过郎官、位不过执戟，没有前途。现在刘邦让韩信当齐王，韩信为什么要背叛他？
类似的东西，在《资治通鉴》里有很多。《资治通鉴》就像曾国藩所言，我们从中既能看出是非道理，还可以从成败得失中看出常理和机宜。
3.何为“违经合道”？
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里，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三国志》说“行权立断,违经合道”，《资治通鉴》说“行权立断，天人顺之”。“违经”但是要“合道”，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
公元189年，东汉灵帝去世，少帝继位，他的母亲何太后有个哥哥何进，也就是他的舅舅。何进担任大将军后要尽诛宦官，其中既有东汉宦官专权问题，也有宦官想害何进的因素。可是何太后不同意。东汉时儒家思想已经占统治地位，男女授受不亲，何太后才30岁左右，她要搞垂帘听政，不可能天天跟士大夫一块儿上朝共事，只能通过宦官才方便。当然何太后心里还有其他算计，比如何进万一把她身边的心腹宦官都除掉了，之后何进要独揽大权的时候，何太后就没有干预手段了。何太后不同意，大家就必须遵守懿旨，这是“经”，就是道理、原则。于是袁绍给何进出了个主意，招外兵董卓进京威吓太后，太后一害怕，就会同意诛宦官了。袁绍这个主意，表面上遵从了规则，实际上是诡诈之术，而且这个诡诈是带着某种风险的，幕僚陈琳就说：“外兵进京，强者为雄”，董卓真进京了，太后是害怕了，但是何进就能够控制住董卓吗？这一招表面是遵从，实际是欺骗，而且还带来这么多风险，所以做这种事不合适。陈琳的建议是，你何进现在是大将军，名正言顺控制朝政，要抓几个宦官，犹如“鼓洪炉，燎毛发”，轻而易举，采取抓捕行动之后，再去跟太后解释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这就是“违经合道”，这四个字让我印象深刻。但是司马光不敢用这四个字，他在《资治通鉴》里说的是“行权立断，天人顺之”，而《三国志》说“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唐朝的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写了一本书叫《反经》，又叫《长短经》，为论证其“权变理论”，铺陈了大量唐朝以前的事迹，尤其是三国时期的事迹，书里也是用了“违经合道”。我比较了一下，发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在相当多地方参考了赵蕤的《长短经》。
“违经合道”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魏徵、王珪等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争夺皇位时的对手李建成、李元吉的部下，但唐太宗都招降任用，而且还用为宰相、倚为心腹。对此，唐太宗自己讲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很有名。这段历史在《论语》最后一篇《宪问》里提到了：学生子路和子贡问孔子，齐桓公的辅佐者管仲不是仁者，为什么齐桓公还用他？当年齐桓公跟他哥哥公子纠争权，管仲站在公子纠一边，中途拦截齐桓公进临淄继位，一箭射中齐桓公带钩，差点儿将齐桓公射死。后来齐桓公接了位，就要求鲁国把逃难在那里的公子纠处死，然后把管仲交过来，要报当年一箭之仇。这时候齐桓公手下的鲍叔牙建议说，管仲当时是各为其主，为公子纠射你齐桓公那是他的职责，但现在他是比我强的人才，如果你任用他，定能大展宏图。年轻的齐桓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管仲果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子路、子贡觉得管仲不是仁者，是因为当时管仲的同事召忽就自杀随公子纠去了。管仲没跟着死，反而辅佐公子纠的对手。但是孔子回答说“如其仁，如其仁”，他认为管仲是个仁者，“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众到现在都称赞他。唐太宗就借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他要用曾经的政治对手的手下人才。这就是古人认知中的大忠和小忠、大仁和小仁、大义和小义的区别。像管仲、魏徵这样的人才，应该为百姓、国家、民族做事，只要新的主公能帮助国家、社会、民生福祉作出正面成绩的，就应该辅佐他，这叫大忠、大仁、大义。“违经合道”的“道”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超越自己的更高境界，这是关键。
这里我们归纳一下，何为“经”，何为“道”？“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常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程序；第三个层次是道德理性，属于理想状态范畴。“道”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利益；第二个层次是最佳结果；第三个层次是实践理性，属于现实需要范畴。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比如某地失火了，所谓的“经”就是一般的程序，此时已经不能挽救损失，如果非要等上级批准才去救火，这就是迂腐。这个时候，从“道”的第二个层次来说就要追求最佳结果，先救火再说。“经”的第三个层次是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我们不能没有理想，我们希望社会如何、治理如何，都是美好的理想。但是还有现实，这就要考虑“道”的第三个层次，实践理性。所谓包容心、圆融心其实就体现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处理问题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经”和“道”的关系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时，不但要受到是非曲直这个道理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圆融和权变。
如果《资治通鉴》仅仅是这些内容，这本书也不会获得历代那么多赞赏。其实《资治通鉴》仿佛一个大型案例库，有丰富的人和事的成败得失，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资治通鉴》记录的王朝兴衰
《资治通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展现了22个王朝的兴衰。至今没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够把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这1362年的历史叙述得如此清晰、详赡。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国变法，这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最后演绎出秦汉大一统的国家，秦皇汉武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接着魏晋南北朝，佛教入华，还有第一个北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几百年来各种复杂的变化孕育出了隋唐帝国，达到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峰，唐代被称为盛世。然后，五代十国再次酝酿出宋元明清以后的国家结构。这段历史的大势和其他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同。
从秦国到秦朝，历时550年，然后是汉，正好是地中海周边的希腊罗马时代，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荷马史诗》也是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已经相当于春秋时代晚期了，然后到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正好是西汉末年要进入东汉的时期。接着“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同期正是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溃，后来西方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一直到公元8世纪—公元10世纪，欧洲局势才开始有点明朗，西方这段黑暗时代恰恰是中国的隋唐盛世，走势完全不一样。
1.秦汉奠定中国文明基本格局
我们看看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笔下如何展现。
从秦国到秦朝550年，其中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时刻。商鞅变法以后100多年，奋六世余烈，嬴政统一了天下。而历时550年的秦国，居然在嬴政统一天下15年后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汉朝人最关心这件事。汉初学者贾谊的《过秦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谓“仁义不施”其实就是秦灭亡六国统一天下过程中采用的是武力手段，强硬政策，难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统一后，需要用仁义的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抚平战争创伤，但是秦没有做到。这方面，始皇帝是有责任的，他忙具体的治理去了，统一国家后十几年内，他在咸阳待的时间并不长，燕国、齐国、楚国的东部等地，他到处去。这些具体工作做得好，但是他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攻守之势异也”，攻，打天下，守，治天下，一个打天下的人要变成治天下，必须要有政策的变化，出台一些抚平战争创伤的措施，而他没有改变。
后来的刘邦却做到了。刘邦打天下时已经48岁了，他是宋国人，宋国并到楚国，他成了楚国人，楚国亡了，他成了秦人，秦亡了他自己建天下，所以他观察了很多胜败得失。刘邦继承了秦制但是没有用秦政。项羽相反，废掉了秦制搞分封，试图改变秦政，也讲仁义，但韩信说项羽的仁义是“妇人之仁”。最后刘邦成功了，用秦制不用秦政，休养生息、清静无为，《史记》的《货殖列传》用了很多笔墨讲这些。刘邦主要用郡县制，也保留了一些分封。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平息此乱以后，汉武帝时实现了海内皆郡县。这个过程持续了六七十年。
现在来看，秦皇汉武奠定了中国文明、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的基本基础，但是路径不一样，秦皇是打天下，汉武帝理论上是守成的，不过他针对前面的问题进行改革。汉武帝的改革首先是设内朝、外朝，内朝设立中尚书管决策，丞相管执行，所以汉武帝不像秦始皇那么忙。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大概48公斤，大约30多万字，出巡路上边处理公文边坐车，而且还遇到了张良那样的刺客。所以秦始皇活得很辛苦，50岁就死了。而汉武帝活到70岁高龄，在古代大统一国家的帝王里，他算高寿的，而且是统治年限长的，在位54年。汉武帝有一套治理制度，重要事情他来管，一般的事情就让中尚书处理，交给外面执行。地方上设了13部刺史到各地巡视，以后这些地方就成为道、行省等，我们今天县以上的机构就是由此奠定的。经济方面，因为当时汉朝跟匈奴的战争、张骞通西域都需要钱，所以汉武帝改变了过去的经济政策，把重大资源收归国有，盐铁官营，暂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意识形态上，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贾谊在《治安策》里讲了两大问题，一个是地方诸侯问题，这个文帝、景帝已经解决了一部分，汉武帝接手后进一步解决。还有一个是礼义问题，刑法当然重要，奖勤罚懒原则下出了问题是要处罚的，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礼义、不出问题不是更好吗？贾谊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通过独尊儒术，用儒家的教化来使百姓遵守规则，改变了当年秦政的情况。当然独尊儒术还包括大一统的观念。
不过，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实际在国家治理当中用的却不完全是儒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问他儿子、未来的汉元帝：你怎么能纯用儒生呢？并告诉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二者混杂使用。霸王之道，其实就是诸子百家融于儒，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治。这里突出的是要随机应变，不能抱残守缺，不能搞教条主义，正要守但是还要出奇，也就是前面讲的有时要“违经合道”。但元帝不太明白，汉宣帝就感慨“乱我天下必太子也”，果然在元帝去世后，西汉就出问题了。
2.秦汉到隋唐的历史推动力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隋统一有六七百年时间，这期间的历次走向，《资治通鉴》展示得淋漓尽致，记述了三大推力把秦汉王朝变成隋唐王朝。
第一大推力，是霸王道杂之这个操作手法和独尊儒术这个教化手段。古代外儒内法的意识形态结构是有张力的。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知道要用“霸王道杂之”来治国，可告诉老百姓的是要独尊儒术、要讲仁义礼智信，这个弄得不好就会走样，出纰漏。迂腐的人、纸上谈兵的人是不知道“霸王道杂之”的，于是就会出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西汉王莽以降乃至东汉伪儒、腐儒盛行，导致魏晋清谈盛行。
第二大推力，是佛教入华和魏晋玄学兴盛，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魏晋玄学“非汤武而薄周孔，弃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儒学但是没有消解儒学。此时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传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生长，到公元四世纪初成了国教。而历史上的佛教入华走了另外一条路，通过道安、慧远再到慧能等，走的是中国化道路。佛教补益“王化”，为宋明理学的诞生提供了帮助。
第三大推力是胡汉融合。南北对峙时期，北魏建国，中华文明往江南迁移，东晋南朝次第出现。可是北方的主体还是华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融合了五胡，迎来了隋唐。隋唐的王室，包括北周的王室，其实都是从六镇起兵而来的。但这个过程跟当时的罗马覆亡不一样。蛮族入侵以后，罗马人和罗马文化就没有了，罗马文明是后来通过文艺复兴重建的。而中国不一样，南北朝之后是隋唐盛世，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先后融到中华民族里面来了，中华文明因此而一直延续。
《资治通鉴》的学术性与资治性
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学者、史学家，他起初是想写一部翔实的历史，同时具备学术性。《资治通鉴》的编修是获得北宋朝廷支持的，宋英宗、宋神宗都曾拨款。宋神宗还亲自作序：“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资治通鉴序》）这个序言勉励有加，而且阐明了读史、编史的意义。得到两个皇帝的支持，又有主编司马光高度自主的个人意志，加之团队的合作精神，前后耗时19年之久，因此该书的高水平、高质量得以保证。
《资治通鉴》浸透了作者为官为学的阅历与经验。主编个人有学识与独断能力，编纂团队专业高效，这两方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史学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体制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后世以个人之力无法完成的。
司马光同时又希望这本书具有资治性，让后人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还能得到一些借鉴。诚如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国、为官、处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慧，有操守，有权变，有理想。即使编纂者不无局限，但是，书中所提供的翔实而经过专业考订的历史记载，则努力做到了准确可靠，从而达到了史才（叙事之才）、史学（博采众书）、史识（非凡见解）、史德（道术合一）相统一的境界；史事与智慧相统一的境界，也是经与史合一的境界。胡三省就《资治通鉴》对“经”“史”关系有一段评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胡三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而且在阐明“道”（道理、原则）与“术”（操作技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资治通鉴》不仅能够“穷物之理”，而且还能“执圣之权”。在史以载道的同时，不乏权变与谋略，也是《资治通鉴》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总之，《资治通鉴》是一部经典，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
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说，《资治通鉴》这本书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因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三重境界，可以成为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