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同样立国不到三百年，哪朝昏君多？第一反应当然是明朝。明朝皇帝实在奇葩，十六位皇帝中，正统、成化、正德、嘉靖、天启是公认的昏君，连洪熙、宣德也多多少少有些黑点。反观清朝，前几位皇帝允文允武，定国安邦，是公认的明君，道光、咸丰、同治也鲜有黑点，大部分黑锅都让慈禧背了。于是就有这样的感觉：明朝多昏君，而清朝鲜有昏君。
明朝昏君多，关键问题出在社会风气上。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武官勋贵元气大伤，无力压制日益嚣张的文官集团，而继任的成化、弘治也不是什么铁血君王，大多情况下对文官均礼遇有加。尤其是弘治帝，更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于是导致文人们更加无法无天，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写。
明朝文官们退休后喜欢写书，尤其喜欢写宫廷秘史、野史八卦之类的东西，连历代先帝也不能幸免。如《七修类稿》日常黑朱元璋，说元末明初的高僧守仁写了一首感怀诗《题翡翠》，就被朱元璋兴了文字狱，罪之不以善终。又如仁宗不是死于肥胖，而是死于后宫争宠云云。终明一朝多野史秘闻，大多数都是退休文官们搞出来的。
朱元璋留下的言官制度也是无比巨坑。他是穷苦人家出身，深受弊政之苦，因此格外重视官场风气，皇帝是主要监察对象。为方便官员直言规谏皇帝，朱元璋设置了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专门挑皇帝和大臣的毛病，有“风闻奏事”之权，从法理上作了硬性规定。所谓风闻奏事，就是说言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弹劾大臣，而不需要任何证据。比如说，言官在街上听见有人谈论某某做什么坏事，回头就能立马参他一本。什么，你说证据？本官风闻奏事，要什么证据，你还是自证清白吧。
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品级并不高，但权力极大，上至宰辅阁臣，下至地方衙门，都在其监控之内。言官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再则晓知治体。明朝的言官们固执到可怕，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脑子一根筋，认死理，认准一件事必定死磕到底，明朝皇帝没有不怕他们的。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御史杨爵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然听到巡城御史来了，吓得慌忙躲藏。言官之霸道，与现代喷子有的一拼，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捕风捉影、扣帽子、鸡蛋里偷骨头正是其能事，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言官们喷的痛快了，可苦了明朝的皇帝们。后世史书往往称赞明朝言官们敢于直言进谏，但是在称赞言官的同时，皇帝的形象必然受损。嘉靖帝被文人们骂作“家家皆净”，万历被骂“酒色财气”在言官们的衬托下，明朝皇帝们的形象顿时一落千丈，于是给人一种昏君多的错觉。归根到底，问题出在朱元璋坑孙子的言官制度上。
与其说清朝少昏君，倒不如说清朝多奴才。清军入关后大兴文字狱，张晋彦案、变记案、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案、朱方旦案，往往因一句一词而惹祸，动辄抄家灭族，株连过万，文人们噤若寒蝉，歌功颂德尚且来不及，哪个敢不要命地直言规劝？乾隆自诩十全老人，满朝文武谀词如潮，沉浸在天朝上国美梦中。清朝倒是少昏君，个个都是勤政劳模，最后还是免不了被西方列强按在地上蹂躏，真是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