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6 年随洪宪帝制运动而起的护国运动，维护了辛亥革命确立的共和制，同时也逆转了民国初年中国走向统一和集权的趋势，是民国初年历史的分水岭。无论对于洪宪帝制运动还是护国运动，列强的影响都至关重要，日本更是扮演了关键角色。既往研究或关注日本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京政府的“扼杀”， 或关注日本对南方护国军的帮助与援助，但对于日本在护国军与北京政府互动中的作用，却探讨甚少。事实上，缺乏对列强尤其是日本因素的考察，就难以深入理解此时的南北互动和中国政局。
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是决定护国战争走向的重要问题。就此问题，既有研究多由内政出发，着墨于袁政府不得不请求停战、议和，以及护国军方面虽暂时同意局部停战，但对袁留任大总统则绝不妥协，因此，停战虽局部达成，全国性妥协谈判则始终未能进行。实际上，妥协并非只有一种可能。鉴于云南的地理位置，北京政府最初并未设想完全清除护国军，而是计划在获得军事优势后，以宽大条件与护国军妥协，换取对帝制的承认。若北京政府不能战胜护国军，在取消帝制的前提下，南北妥协仍存在袁留任总统、袁暂任总统和袁立即退位三个选项。护国军各领袖对袁态度不尽相同，也并非始终不变，其妥协意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对于南北妥协的走向，日本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将日本与护国运动关系的相关记录整理为《袁世凱帝制計画一件（極秘）／反袁動乱及各地状況》。该记录被编为18卷之多，内容达数千页，反映了日本派驻中国人员与中国各方联络详情，及与本国联络情况。此外，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中国科科长浜面又助将其经受文书部分保存下来，经后人整理为《浜面又助文書》。这批文书，对了解参谋本部内部决策极有价值。以上述资料为基础，辅以日方相关档案及已刊文献，并与中方文献互证，大致可以勾勒出日本在南北妥协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护国战争初期形势与日本决定干涉
自1915年8月筹安会推动帝制以后，国内各政治势力及舆论界均出现了反对与抵制的声音，促成了反袁势力大联合。如谢持在1915年9月即观察到：“日来一般党人，颇有合图袁世凯之象。”护国运动的爆发，与这一形势密不可分，反映出运动发生的必然性。但护国运动在1915年12月爆发，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既往研究所指出，梁启超因冯国璋请求而致电云南，云南因此将计划提前，于1915年12月23日通电反对帝制，但此时军事部署尚未完成。12月27日开始，云南护国军陆续向四川、贵州进发。由于军队驻扎地点分散，加上交通不便，进展极为缓慢。当然，与北洋军相比，护国军仍然占得先机。1916年1月17日，护国军刘云峰支队与四川北军遭遇，并于18日占领横江，21日占领叙州。2月2日，川军刘存厚部在纳溪宣布独立，会合云南军董鸿勋支队于6日占领蓝田坝，并于7 日基本完成对泸州的包围。
得知护国军起事，袁政府定下三路平滇之策。1月17日，北军第一路前锋抵达黔边，第二路前锋抵达重庆。2月10日，四川北军反攻，夺回蓝田坝，护国军团长陈礼门忧愤自杀。次日，董鸿勋部被迫南撤，北军解除了泸州之围。其后双方互有攻防。3月3日，北军冯玉祥部夺回叙州。3月7日，张敬尧部进占纳溪。护国军在四川战场受挫。
云南地方贫瘠，军队战斗力虽较强，但人数及军械储备均有限。1月5日，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致函梁启超，表示云南经济穷乏，“非有大宗款项到手，不特难以展布，现局亦难支持”。云南起义前，虽与江苏、贵州、广西等省有联络，但贵州迟至1月27日方响应，且对云南助力有限，广西则在3 月之前于护国军及北京政府之间两面周旋，持观望姿态，以致梁启超感叹：“东南诸镇（指冯国璋——引者注）真是朽骨，今惟观望成败而已”，“乃至桂帅（指陆荣廷——引者注）亦同此态？良可浩叹。”
事实上，在护国军起事初期，袁政府凭借远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愿放弃帝制。1月5日，袁世凯重申接受帝位，并表示“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表达了实现帝制的决心。2月17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町田经宇致电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告以“目下状况，袁尚无与云南军妥协之决心。若征讨军获得优势，运用诸种术策，结局或可成功”。相反，护国军方面，信心并不充足。1月9日，英国驻云南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特地拜访唐继尧，唐坚持“袁不能称帝”，但同时表示很乐于在某种安排下实现妥协。
在内外压力下，袁所拟登基日期一再推迟。2月9日，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在考察长江一带后提出备忘录，建议放弃复辟帝制，“建立宪政议会”，并设立“责任内阁”，以缓和国民反对。但这一主张并未被袁立刻接受。2月23日，袁政府方申令缓办帝制。此时袁虽缓办帝制，但并未完全放弃，也并不代表国内局势已无法收拾。
2月20日前后，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致电驻华公使日置益，询问在当时形势下，袁能否收拾时局。日置21日复电，告以袁不能于预定日期即位，威望已经受损，但尚不能断言“袁已权威坠地，人心叛离，再难收拾”，因构成袁实力之军队、财力，云贵军难以企及，若将云贵军击败，“只要无意外事变，形势必将一变”。看来，各方均高度关注战场形势，但至少在1916年2月中下旬，胜败之数尚不明显。
如同既往研究已经指出的，日方对帝制运动的政策经历了观望、劝告延期到倾向赞同并很快转变为倒袁的过程。日方在1915年10月28日领衔三国（后扩展为五国）劝告帝制延期，虽有为进一步干涉制造借口之嫌，但此时并未决定倒袁。倒袁目标，是在护国运动爆发后逐渐确立的。12月18日，田中义一致电袁政府顾问坂西利八郎，请其转告袁，若再延期三四个月实行帝制，可认为已接受日本劝告，日本也准备迎接中国特派大使。日方此举，虽未立即同意袁实行帝制，也确反映出有意通过承认帝制前的接触获得利权。护国运动爆发，日本视为“千年一遇之良机”， 态度再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军方发挥了主导作用。
日俄战争后，日本更积极地在中国推行其“大陆政策”，尤以陆军为甚。日本的“大陆政策”，不仅是“满洲权益”问题，还包括对中国的全面掌控，即所谓“日支提携”。一战爆发，欧洲列强在东亚的地位被削弱，日本迎来推行其“大陆政策”的绝佳机会，“二十一条”中第5号条件的提出即为明显标志。但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受到袁政府的抵抗及列强（主要是英美）牵制，所得并不如意，对袁世凯尤其不悦。据吉野作造观察，“二十一条”交涉后，日本高层对袁态度有两种：一种主张对作为中国中心势力的袁加以援助，以实现日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另一种认为袁自派驻朝鲜时即持“排日”立场，且其政策上依靠英国牵制日本，在袁主持中国政局的情况下，终究不能实现日本目标，因此主张倒袁。第二种主张实现难度较大，且在条件不成熟时容易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护国运动的爆发，使日本看到了倒袁的可能。日本对帝制运动态度的转变，即以此为背景。
护国军兴起后，日本各方面不断向参谋本部提出意见，大致可分两派。一派主张趁机分裂中国。如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提出《对华时局处分案》，认为护国军起，全局动乱，袁氏必将全然依靠日本，“可以拥护大局之名与之结成安保同盟，缔结半保护性质之条约，进而任镇压、保护之责”“再于南中国创设一国，同样使其成为我之半保护国”。另一派主张倒袁，进而在，中国树立亲日政权，而未提及分裂中国。1916年1月13日，在湖北任顾问的寺西秀武大佐致信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福田雅太郎，认为袁世凯地位动摇，有倒台可能，建议日本政府“速定倒袁方针”。2月1日，寺西再次致信福田，认为政府军进军迅速，“我政府若至本月中旬尚不能确定方针，不对革命党暗中接济，则袁平定云南、实行帝制，胜算很大”， 敦促“此数十日即为决定我运命之重要时机，切望全力以赴”。
参谋本部最终选定了第二种方案。1月15日，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达成一致，对北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不承认帝制。该部大致在1916年2月中旬，确立了倒袁方针。2月21日，田中义一致信陆相冈市之助，提出倒袁而扶植亲日势力更为有利，并称各方意见大致相同，请冈促成阁议。
需要指出的是，1915年后协约国在战场上的态势，促成了日本在东亚的强势地位。自1902年签订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日本在借力英国的同时，也受到英国制约。而此时，英国深陷欧战，不仅无力制约日本，且为防止日本倒向德国、寻求日本援助及维持在东亚的既得利益，有在不违反根本原则（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和在华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纵容日本的倾向。日本在1915年下半年借中国参加一战案由英国手中夺取了东亚外交的主导地位。参谋本部在决意不承认帝制时，认为应该力争获得协约各国赞同，同时提出“帝国并不以协同列国之态度变更自身之主张”可见贯彻自身主张的意志甚为坚定。
在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的推动下，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以实力干预帝制运动的方针，明确宣示袁氏“窃居”中国最高权位乃日本确立在华势力的一大障碍，决定采取倒袁政策，并以“诱导中国人自创反袁局面，日本因势利导”为原则。所谓“确立在华势力”，要言之，即全面掌控中国，实现“大陆政策”中的“日支提携”。在日本确立倒袁并在中国扶植亲日势力的方针之后，避免护国军与袁政府妥协，遂成为首要任务。
二、日本巩固南北对抗之基础
护国运动的爆发，与日本并无直接关系。在此之前，日本在云南并未派驻官方人员。1916年1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云南之山县初男少佐方到达昆明。2月上旬，日本外务省所派藤村翻译生到达云南。3月6日，日本新任驻云南领事堀义贵到达昆明。4月初，参谋本部所派嘉悦敏大佐到达昆明。日本与云南的联系，是在护国战争期间逐渐加强的。
护国战争初期，北京政府在军事上整体占优。随着日本对北京政府日趋强硬，帝制派报纸连篇累牍宣传日本对中国有重大野心，号召国人“一致对外”。减轻护国军对日本的顾虑，以阻止护国军在处于军事劣势和忧虑外患的情况下向北京政府妥协，是日本首先需解决的问题。
因“二十一条”交涉，护国军领袖在护国运动爆发前后大多对日本抱有警惕。事实上，顾虑日本趁袁实行帝制之机夺取重大利权，是梁、蔡等决议反抗帝制的重要动因。梁启超在1915年11月致诸友函中称，“彼（袁世凯——引者注）今以骑虎之势，作包羞之谋”，或“效刘豫、石敬瑭，将绝好江山，揖让与人，而自居于儿皇帝、侄皇帝之列”，或“蹈那拉（慈禧——引者注）端庶人（载漪——引者注）覆辙，鼓吹排外，奋螳臂以掷孤注” “二者有一于此，吾侪四万万人岂知死所”表达了对袁因行帝制而葬送国家的忧虑。蔡锷1915年12月初到达云南后，曾致，陈宧一电，提到“月来涉足东邻，周历南北，知某国所以谋我者，蓄蕴甚久”，同样表达了对日本趁机侵略的担忧。
1916 年1月23日，新到上海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特派武官青木宣纯中将拜访梁启超。据梁所言，青木“言前此彼之国是未能一致，其中大部分人谋向我攫取权利，以致伤我感情。今识者皆知其非计，以后当决然舍此方针，专务与我多数国民联络”。青木所言，乃为打消梁等对日本之怀疑。
藤村到达云南后报告，“其（云南军政府——引者注）机关新闻在非难袁之外，亦往往着笔日本野心，以收揽民心”，且“因担心日本为获得利权而援袁，对本官等抱有相当警戒”，并断言“独立军今后若非遭遇重大困难，实际对日感情当不会大变”。正如藤村所料，随着护国军在四川战况不佳，加之1月15日日本拒绝袁政府特使，使舆论了解到日本并非趁机谋利，云南态度因之一变。唐继尧本人也一改往日借故推托之态度，亲自与藤村会面，并请求日本援助。3月8日，藤村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赤塚致电外相石井，告以因“日本拒绝袁世凯特使，并盐税移交问题，当地政府自不用说，一般民众亦深谢日本之好意”。拒绝特使和同意云南政府支配当地盐余，一是对袁政府的打击，二是对云南政府的支持，日本通过行动逐渐争取到云南方面的好感。
在日本新任驻云南领事堀义贵到达滇境之前，唐继尧已命河口督办及阿迷铁道警察局长“妥为接待保护”。3月10日，唐继尧偕云南政府重要官员，宴请日本驻云南人员堀义贵、山县初男及藤村。18日，蔡锷、戴戡、刘存厚致电唐继尧，望转达对日本领事的欢迎。由唐、蔡等对日本领事的欢迎，可看出护国军对日本由怀疑、警戒转为期待。3月30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 Jordan）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Sir Edward Grey ）报告：“形势的一项发展是运动领袖似乎不再担忧日本干涉，并且认为日本会给他们机会自我救赎。此项限制的消除妨碍了和平解决的前景。” 日本的表现，大大减轻了护国军对外患的顾虑，是护国军加强与日本联系的前提，当然也对南北妥协不利。
在疏通护国军领袖对日感情的同时，日本还通过行动强化了护国军方面的讨袁决心。依学界所言，唐继尧起兵反袁，多少有些被部下胁迫的意味。如前所述，唐于1月9日对英国驻云南领事葛福表示乐于妥协，且条件只谈到袁不能称帝，这与他后来的态度差别很大。据协助岑春煊对日借款的王辅宜回忆：“护国军在反对帝制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在帝制推翻之后怎么办，并不一致。例如把袁世凯放在什么地位，各派系意见就不同，甚至有拥袁复大总统位之说。”大体可谓实情。
1月24日，岑春煊到达东京。日方为掌握其与中国国内联络，3月初，破译了他与梁启超的来往电报。其中，2月27日晚9时20分，岑收到梁启超一电，提到：“两国交谊乃民党全体所望，同盟之约须俟政府成立。刻难代为迫袁退位，恐别生枝节。请执警告态度，最后解决由我自主。”推测此电内容，岑在致梁启超电中或转达了日本希望建立两国同盟之事，梁答以须俟政府成立。岑应当还谈到日方可以代为迫袁退位的表示，梁以“恐别生枝节”为由，希望日方保持警告态度。梁的态度，反映了他此时对日本尚有防备。
2月下旬，日本参谋本部电告驻上海代表青木宣纯，梁启超将赴广西，命青木告梁：（1）日本将在适当时机，承认共和军为交战团体，此时机非至两广独立不可；（2）为促进此时机之到来，日本不辞秘密供应相当之资金及武器；（3）作为供给之通道，广东西部之北海或钦州地方较为方便，应首先将该地收于共和军之手。然无论袁如何寻求妥协，务使共和军置之不理。2月27日，青木向参谋总长上原报告，在同日与梁启超会面时，梁回答绝无与袁妥协之意，并感谢东京官民对岑春煊之优待。可见青木在谈话中将日本不希望护国军与袁政府妥协之意，传达给了梁启超。梁南下途中所拟致未独立各省函中有言：“袁帝国之决不能得列强承认，事理本自甚明。自五国警告以还，其兆益复大著。虽执事始终默许袁氏，甚或助力袁氏，而于彼帝业之成，终丝毫无裨也。”所指袁终难称帝，其实主要指日本反对。
上述推测岑春煊在致梁电中谈到日方可以代为迫袁退位，岑后来记载在日之情景称：“彼邦亦深恶世凯，谓余能讨袁，必尽力相助。”可见日本对岑的支持与援助，是以岑坚持“讨袁”为前提的。
除减轻护国军领袖对日顾虑及强化其倒袁目标外，日本也为护国军提供实际援助。2月，唐继尧致函梁启超、岑春煊等，谈及购军械一事，称“我军进行，以此为先决问题”，并表示“如能办到赊款为最妙，必不获已，以相当抵押品抵借数十万暂付械价，亦必尽力为之”。3月12日，梁启超在南下途中会见了日本驻港总领事今井忍郎，他向今井谈道，“在上海时已收到岑春煊谈判大略成立之消息”， 但不知具体条款。梁告诉今井昨日收到唐继尧信函，希望日本提供1万支枪，40挺机关枪，山炮若干，但费用无法即付，若必要，可以提供相当担保。梁还表示希望日本在广西军占领广东钦州、廉州后能供应军械。除通过梁一线外，唐继尧3月12日派赵伸携8万元（据称尚可在上海筹措15万元）前往日本，交涉军械事。
3月中旬，在获悉广西独立前，唐继尧对日本军方代表山县初男表示，泸州、纳溪再被北军占领，蒙自“土匪”亦未全灭，“眼下南军兵数兵器均少，若不尽快使广西、南京独立，云南前途堪忧”。3月15日，广西独立，就军事形势而言，护国军可以说已基本立于不败之地。但护国军尤其是云贵军兵器短缺状况并未缓解。3月21日，山县初男观察到，四川战况不至恢复，云南“除等候兵器弹药到达外无办法”。
3月20日，作为云南军政府代表的岑春煊、张耀曾最终与日方签订100万日元借款合同，作为反袁军费，二人保证于计划成功后，“极力举中日亲善之实，并以此方针指导中国国民”。除此现款外，岑春煊还从日方获得价值100万日元的军械。岑春煊记其事曰：“当是时，虽有云南起义，而饷械俱缺，难于持久。因之广西亦未敢昌言讨贼。余见逆势犹盛，非有实力为助，惧其功败于垂成也。乃约同章士钊、张耀曾二人，东渡日本，说其当局，共讨袁逆。”“借得日币一百万元，并两师炮械，携之回国。西师始得东下，围攻广州。”由岑叙可知，岑由日本所得之借款、军械对广西独立及桂军东下，皆有促进作用。
既往研究虽涉及岑春煊向日本借款购械事，但并未指明借款和军械的流向。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记载，云南“复筹资托某重要人，向某国购买枪械，第一次买得四千余枝，第二次买得一万枝，计共一万余枝，均先后设法运回。”此处“某重要人”当指梁启超或岑春煊，“某国”则指日本。考虑前述唐继尧通过梁启超向日本请援1万支枪，梁3月12日在香港向今井提出了这一要求。此后云南军队中，确有村田式连发步枪1万支。据此可以推断，日本应满足了唐继尧第一批购械请求，岑春煊所购武器中，至少有1万支步枪分给了云南方面。而云南从日本所得军械，尚不止于此。
除对岑春煊和云南方面的援助外，2月20日，日方通过久原房之助与孙中山签订合同，借款70万日元。久原与田中义一关系密切，此笔借款“可能是田中授意久原而借的，要不然，至少得到了田中的许可或默认”。考虑到1916年2月中旬，日本陆军首先确立了倒袁方针，这笔借款的时机是值得注意的。这笔借款，通过中华革命党系统流向各地，促进了各地护国运动的展开。
综合来看，云贵军、岑春煊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均得到了日本援助。同时，从日本得到援助的承诺与希望，以及日本对袁政府的压制，均能强化护国军对抗袁政府的信心。这一阶段，袁政府整体上尚占优势，所谓南北妥协，实际上主要是护国军是否会在军事处于劣势及忧虑外患的情况下，与北京政府妥协。日本通过解释和行动，减轻了护国军对其的顾虑，赢得了护国军的好感；又通过劝说和直接协商，强化了护国军倒袁的目标；且通过资金和武器援助，增强了护国军实力。可以说，日本通过多种举措，巩固了南北对抗的基础。
三、日本冲消袁世凯留任条件下南北妥协之可能
在护国军坚决抵抗于内、日本强烈遏制于外的情况下，3月22日，袁世凯最终取消帝制。这标志着袁认识到已无法在短期内以军事实力压倒护国军，因此借取消帝制，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出山，以免反对情绪扩散，并希望进而能与护国军取得妥协。28日，黎、徐、段联名致电各省，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3月26日，日本华中派遣队司令就袁取消帝制致电参谋总长，告以“袁渐次制造妥协之基础”，为实现日本目的，应“巩固南方军之意志，指导其务必使袁不能再起”，以达讨袁目的。同日，日本驻北京使馆武官町田经宇致电参谋总长，建议“帝国不可不于适当时期速使西南组织联合政府”，并“认其为交战团体”， 以为“将来扶植我势力、取得政治优越权作准备”。若时局以南北妥协或袁一时隐退结束，“虽对中国有利，而我帝国值此良机却无所得，且遗后日之忧”，因此建议日本使用各种手段，阻止南北妥协，尤其应该激励南方，务必使袁永久退位，其后在日本干涉或援助下达成南北妥协、建立统一政府。从日后局势发展来看，参谋本部意见大致相同。日本倒袁态度坚定，绝不允许袁继续在位。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护国军各领袖对袁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蔡锷3月30日收到陈宧27日来电，以蔡“所抱政见，已完全得达”，并“东邻亟亟，恐更有意外行动”为理由，劝蔡停战并筹商善后。为军器、人员匮乏所苦的蔡锷当日即传令停战。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时，蔡向护国军各领袖提出，应注意“某国能否实力助我，且保无别项野心”。此处之“某国”，即指日本。4月2日，蔡锷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表示“我军各路所控之敌，均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满，决难移转攻势”，而“日本既实力助我，应速与订约购械，并于最短时日交到指定地点后，赶速运滇”。由此电可知，对蔡锷3月30日来电，唐继尧必定复电试图打消蔡锷的对日疑虑，且告以可得到日本援助，而蔡锷则复电催促“订约购械”。同日，蔡锷再次致电唐、刘、戴，提议对黎、徐、段妥协请求，态度应和缓，否则“老贼变羞成怒，或将践其瘠牛偾豚、惟力是视之语，则北方数省利权，殆将送赠于某国之手”， 担心袁世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以奉送利权求得日本谅解，对日本仍未完全放心。
对陈宧及徐、段、黎等之劝和，蔡虽显示出一定弹性，但在唐继尧、戴戡、刘显世等影响下，坚定了倒袁决心。不过在其复电政事堂、统率办事处时，谈到“五国同起警告，东邻实主其谋”，“今帝制撤消，彼国自诩警告成功，轻蔑愈甚”，“现已倡言袁氏忽皇帝忽总统，扰乱东亚和平，中国若仍认袁为总统，彼国必出而干涉”，认为“万一我方推戴，彼竟干涉，此时英、法各国又无力牵制，我将何以对付？”由此可见，日本的倒袁意志使护国军领袖不得不继续坚定地倒袁。
在其后与陈宧续商停战过程中，陈曾提出6条，其中第一条为“继续推袁为总统”。就陈所提六条，蔡锷未根本反对，而是加以修正，拟定条件10款，电唐继尧等商议，内容包括：（1）仍暂以袁世凯为总统；（2）限两月内召集已解散之民国元年参、众两院议员，在上海解决总统问题；（3）尊重民国元年约法，务期实行；（4）在袁世凯暂任总统期间，为维持国会起见，将起义各省军队编为两师，分驻于北京附近；（5）段祺瑞任湖北将军驻武昌，冯国璋仍任江苏将军驻南京。可知蔡并不反对袁暂时留任。
唐继尧此时虽对外表示袁必须退位，但在他3月31日回复李根源等此前所发不可与袁妥协之电时称，因陆荣廷与冯国璋态度不明，前电尚不可发表。由此可见，唐对袁态度受其他因素制约，并非不可转变。唐继尧也觉察到蔡锷与自己态度的差异。4月14日，在与堀义贵谈话中，唐称“蔡锷本来思想复杂，所谓苦劳之性，忧虑国家前途，也难保是否万一妥协，有大加警戒之必要”，并表示“自己头脑单纯，当下致力于讨袁，对将来之事无暇考虑”，明显有借机讨好日本之倾向。
就广西方面而言，3月16日，陆荣廷致各省电中有言：“拟请再颁涣汗，废弃帝制。正本清源，军民得餍所求，自属无可借口。” 不过只要求取消帝制，并未言及袁应退位。因其初始态度温和，袁政府及冯国璋等一度皆认为与陆妥协不难。为反对妥协，梁启超于28日致电陆荣廷，告以龙济光、张鸣岐所派使者，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万勿允准，除袁退位外，无调停余地。29日，曹汝霖致电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并请转达陆荣廷、梁启超、蔡锷，告以日本正与各国协商，将乘机对中国提出条件，“其严酷更胜于去年之第五号”，请诸人以国家为前提，达成妥协。同日，为反对妥协，梁再电陆荣廷，其中并谈到日本态度：“启超在沪数月，于各邦趋向，详细研究，慎之又慎，苟有一毫危及国家，岂肯轻心以掉。以今日大势论之，若我义军虎头蛇尾，不能为国民驱除元凶，万一他人攘臂代我驱除，其时袁既无力抵抗，而我国民亦无发言之余地，则中国其真已矣。”此电中言对日无意外之虞，可以看出青木与梁谈话之影响。所言他人代我驱除一节，由前述梁与岑春煊来往密电及梁与青木谈话可知，梁已知日方驱逐袁世凯之意志。此两方面无疑都强化了梁关于袁不下台不妥协的决心。
虽然如此，袁政府既以外患为托辞，梁仍觉得不应该完全拒绝妥协，因为可能有损各省对护国军的同情，因此3月29日再电陆、唐、刘，提出与袁政府议和的五项条件。梁此电，受到护国军方面尤其是李烈钧等的反对，因此梁4月4日特地致电李烈钧等，表示所提五项条件，乃明知“袁所万办不到”“借以塞中立者之口”。虽如此，亦可看出就护国军各方面而言，梁、蔡等人是相，对易于在帝制取消后达成妥协的。
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陆荣廷3月31日致电唐继尧，告以不应与袁妥协，并计划向广东、湖南进军。陆的态度，又影响到唐继尧。在收到陆电文之后，云南都督府召开会议，决议在达到讨袁目的之前，决不收兵。
针对黎、徐、段之屡次劝和，4月1 日，唐继尧、任可澄联名致电三人，称袁不退位，内“不足以服激昂之人心”，外则各国“已改取监视态度”“今虽取消帝制，窃恐国际团体中，必有不能满意者，设彼有词，何以待之？”4月，17日，唐继尧、刘显世、龙济光、陆荣廷及蔡锷、张鸣岐等联名致电三人，称取消帝制之举已晚，非袁退位，黎继总统，难以息兵，且问道：“今日吾人纵甘取消独立，曾为劝告、目下持观望形势态度之五国，其能许否？”此两电，皆暗指即使几省取消独立，日本亦不会善罢甘休。日本倒袁的坚定态度，使想要接受日本援助但惧怕日本强力干预的护国军难以在袁不退位的条件下妥协。日本通过与岑、梁、唐等人的接触，坚定了其反袁态度，又通过此三人，进一步影响到蔡、陆等其他护国军领袖。
除了影响护国军领袖的反袁态度外，日本还抑制了英国在维护袁政权的前提下调停南北的企图。众所周知，自辛亥革命爆发，袁一贯亲英，并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和谈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护国运动发生后，袁政府也有意利用英国进行调停。2月5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收到英国公使受袁之请求调停战事的消息，特命驻华公使日置进行打探。同日，在田中义一授意下，参谋本部致电坂西，请其转告袁政府，应声明利用朱尔典调停之事并非事实，否则对袁政府不利，并且提醒道，“英国政府已声明，在东亚之国际行动当首先与日本协商，若朱尔典为南北调停奔走，其行动当非英国政府本意。”日本对袁政府利用英国调停的意图进行了压制。
3月12日，梁启超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今井谈道，“此际最担心之事，乃外国干涉，强制妥协”，希望日本政府周到援助。梁对袁政府依靠英国进行调停表达了戒心。23日，对于袁取消帝制，在上海之青木宣纯判断，其原因为袁鉴于大势，觉“列强之态度尚对其保持信赖”，欲以取消帝制“强压排袁派，以收拾时局”。青木因此建议，日方之急务为“对列国尤其英国说明时局真相”，并“说服其赞同我主张”。
据堀义贵报告，英国驻云南领事收到袁对广西所言帝制已取消、希望和平解决的消息后，于3月26日拜访唐继尧，告以已至讲和之机，若再继续，对唐来说甚为危险。堀听说此事后，特与山县访唐，唐表示已拒绝英领事之提议，并请求援助武器。堀和山县的行动，对英国的调停而言明显是一种制衡。
3月31日，日本驻英国大使井上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宣读了日本政府的一项声明，主要内容为中国局势严重，袁已失去了民众信任，对其提供支持无助于局势尽快解决。在格雷将此通告朱尔典后，朱尔典回答说袁确实失去了部分民众信任，但使其退出领导之位，中国北方将产生严重危机，并可能使全中国陷入混乱。外国和本地有识者认为解决方案在于保持袁总统之位，但对其权力进行限制。在获得外国一定程度支持的情况下，现政府很可能与反对者达成妥协，并确保政府稳定。朱尔典转而建议格雷与日本政府协商能否在不损害现存政权的前提下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在收到朱尔典建议后，4月6日，格雷在会谈时向井上打探，此际南北妥协解决时局，是否可行。井上问以何种方法妥协，格雷答以袁制定让南方满意之宪法、保证设立政府时南北互让等条件，井上推托以如报刊所言，南方要求袁非退位不可，且日本公众对袁之反感甚为强烈，所言妥协当不易实现，事实上拒绝了格雷意见。日本此种态度经格雷传达给朱尔典。朱尔典有意维持袁政府，对日本支持护国军屡表不满，英国政府出于全局考虑，无法有力支持他。英国之调停意向未见成效，日本是一重要因素。
护国战争期间，日本不断通过其驻外使节向列强政府及其驻中国使节传布袁政府困难、中国反袁态度强烈等信号。如4月7日，石井致电驻英大使井上、驻俄大使本野，希望由其转达驻在地政府，“近来虽有南北妥协之报，乃北京方面故意散布。其实，各地反袁气势益增，袁世凯威望日益失坠。”4月10日，日置在见到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时，试图说服他袁退位乃不可避免。日本对列强尤其是协约国的劝说工作，限制了英、美尤其是英国在南北妥协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
帝制取消后，南北妥协由北京政府提出，进入实施阶段，其核心是袁能否保持总统地位或暂时留任总统。就此问题，护国军各领袖态度有异，日本通过梁启超对陆荣廷施加影响，通过唐继尧又影响到蔡锷。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护国军各领袖明白日本非倒袁不可，若以袁保持总统地位或暂时留任总统为条件寻求南北妥协，则会失去日本支持，且有可能促成日本更强力地对华干涉；二是日本的援助使护国军领袖明白有可能以实力压倒北京政府。此外，日本通过对英国的牵制降低了由英国调停南北妥协的可能。在日本影响下，此一阶段的南北谈判仅以局部停战结束，而未实现进一步妥协。
四、日本阻碍冯国璋调停南北
进入1916年4月，特别是随着4月6日广东独立，反袁势力进一步壮大。袁政府凭借武力压倒护国军的企图已经无望，且自身亦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内部离心势力增强。段祺瑞势力在北方逐渐崛起；受冯国璋影响的四川、湖北、江西、山东等省将军，唯冯马首是瞻，他们居于护国军和袁控制力较强的北方各省之间，越来越具有左右全国政局的影响力。
针对北洋系内部段、冯崛起，日本敏锐地注意到这不仅体现出二人之野心，实代表北洋武人随政局变化，挺身而出，维持自己势力的趋向。对于段祺瑞，日本并无好感，且缺乏联系渠道。对于冯国璋，日本通过参谋本部驻南京人员多贺宗之、驻上海代表青木宣纯、外务省驻南京领事高桥，强化了联络。北洋系若仍主导中国政权，即使袁被迫退位，也比较容易保持影响力。日本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且此时日本对袁是否一定下台，仍存疑虑。比如在大连的海军增田大佐即致电海军军令部长，告以“若认为袁在最近之将来并非不能保大总统之位，并非无稽之谈”。坂西也报告，“袁近来尚无自觉退位之势”，建议“速统一南方各派，增其气势”。
4月18日，陈宧因调停失败，致电黎、徐、段，建议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各省联合，再与独立各省协商妥协，并建议指定某地向前述各省军、民长官发电，请其派代表参加会议。在此之前，冯国璋已致电黎、徐、段、王（士珍），明确提出袁“无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4月17日、18日，冯国璋分别致电未独立、独立各省，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八条，是为南京会议之滥觞。4月29日，冯对蒋雁行表示：“党人所以（应为拟——引者注）推倒者，不止大总统一人，并大总统所统系之人，皆拟推倒，国璋亦在其内，国璋岂不知之。”由此可见，冯出面调停，并非为保袁氏之位，而在于保留北洋系及自身之地位。
如前所述，冯国璋与云南早有联系，且云南独立提前发动，即与冯国璋有关。冯之态度，自为护国军所重视。1915年12月30日，梁启超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会谈，梁表示：“此次云南独立，因准备未周、用兵尚非其时，难以速效，然攻击亦不易。云南暂保自立，渐次应有附者，事态当益发重大。届时诸方面当有斡旋，使乱不扩大，当得收拾时局。”梁从一开始即对斡旋、妥协抱有期待，心目中之理想斡旋者，即为冯国璋。
3月30日，唐继尧通过堀义贵向冯国璋转达，袁应退位，以黎元洪代理总统，召集各省代表，选举总统，请冯联合各省致电中外。为加强与冯国璋联络，唐继尧于3 月28 日派遣一直与冯有联络的籍忠寅前往南京。在得知冯、段等有意倒袁后，唐继尧于4月20日致电岑、梁，告以“冯、段、徐、王诸公既同以倒袁为目的，自应联合，一致进行”表达了与冯、段等的合作意向。4月26日，籍忠寅到达南京。据籍28日对日，本驻南京领事高桥所言，冯提议在保证袁人身、财产安全的前提下使其退位，对此南方各省亦无异议，高桥判断时局或据此方针解决。5月6日，籍通过高桥和堀义贵请求致电任可澄，并转达唐、蔡，冯联合黎、徐、段劝袁退位，请电冯促其成功。
5月6日，冯联合张勋、倪嗣冲致电未独立各省，请派代表至南京协商，正式拉开了南京会议序幕。7日，冯对多贺宗之表示，袁在召集议会、组织内阁后退位，当需3 个月，可见冯对南京会议最初设想乃袁暂时留任总统3个月。
对南京会议，日本由两方面着手。对冯国璋，日本主要通过多贺宗之加以劝说，使其坚定倒袁，并尽可能促使其加入护国军阵营。4月中旬，冯国璋曾派其侄子冯家祐为密使，赴上海面见青木宣纯。在谈话中，冯家祐表示冯国璋已决心使袁隐退。青木对此予以鼓励，表示在上海之“进步、国民两党各派皆信赖冯将军”，并表态：“以多年之交谊，今后关于冯之进退去就，不辞给予援助”，对冯进行拉拢和怂恿。在收到青木报告后，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极感满意，致电青木：“由关于冯国璋之贵电，稍稍察知其意向，极好。将彼握于我手，得以使彼加入南方，对将来牵制北方将军有极大好处。”此后，多贺屡次向冯暗讽或明言袁不应继续再居大总统之位。不过冯与袁世凯及北洋系关系极深，对袁之态度较为反复，难以为日本所用。为此，田中也曾警告青木，“余自始不信冯国璋之态度”，命青木将重点转向南方护国军。
对护国军方面，日本则尽力阻止其在冯国璋之调停下妥协。5月9日，在日本协助之下，军务院成立。护国军拥有了“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统一机关。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是主要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进步党系，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实力派，与以“欧事研究会”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所组成的反袁联合机关。岑春煊与国民党稳健派及陆荣廷关系密切，与进步党系也有联系，属于兼顾各派的人物。军务院的成立，固然增强了护国军声势与实力，同时也使北京政府有了与南方集中交涉的对象，对南北妥协的影响是双面的。
针对与护国军的交涉，冯国璋争取的核心对象为梁启超。南京会议召开之前，冯国璋于4月28日即致电梁启超，请其回沪一起担任调停。同日，梁致电龙济光、陆荣廷、唐继尧、刘显世等，告以得沪上同人联名来电，冯、段、徐、王联合退袁，惟不主独立，认为冯、段等既决议退袁，“当引为同调”。4月30日，梁再致电各人，表示有意北上，并提出“以惩罪魁为停战条件之主眼，以退位为媾和条件之主眼”。5月2日，梁复冯电，表示“与南省既有关系，奔走斡旋，夫何敢辞”，并致电护国军各领袖，告以已复冯电，答应往沪面商。4月底，冯国璋也曾致电岑春煊，以袁退位为前提，劝岑妥协。岑对此表示欢迎。
针对梁、岑的妥协倾向，5月15日，日本驻肇庆领事太田拜访岑春煊，梁启超、李根源、蒋百里在座。谈到军务院向日本借款计划时，针对妥协论，岑极力辩解，最后由梁书写备忘录交给太田，其内容为：
岑、梁等之决心，始终一贯，不肯妥协，但趁袁未退，先出兵，再获势力。袁退位后，南方即可正式提出条件，掌握优越政权，得到共和之确实保障。万一北方不承认此等要求，则不惜以武力贯彻。借款若不成，我等当别讲方法，惟迁延时日，失去时机，困难日增，此甚为遗憾。今即（此后涂去三行——引者注）。使本人得以着手其他方法。
备忘录所谓“始终一贯，不肯妥协”，可谓日本以援助为武器，逼岑、梁写下的承诺。当然，太田也希望日本投桃报李，在电报末尾强调，岑、梁始终希望日本补助，万万莫使之失望。
5月18日，南京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经数次会议后，对于袁之去留，无法达成一致，遂于5月22日由张勋、冯国璋、倪嗣冲署名，致电西南五省，“由五省选派政治法律专家，为全权代表”，赴南京与十七省代表共同商议。该电中还提到，“长此因循不断，险象且百倍今兹。惎我者利用时机，已抉藩篱而进窥堂奥，骎骎见逼，应付几穷”，“倘不审国情，速筹正当办法”“窃恐辩论方无已时，而主宰之权，已不属诸我国人之手”。日本于5月在山东明，目张胆援助中华革命军攻占潍县，引起冯等不满，电中“抉藩篱而进窥堂奥”，当即指此。
冯国璋之本意，是希望南方派梁启超为代表，并寻求与其达成一致意见。5月14日，冯向多贺表示，若与南方代表梁启超见面，应当可以实现妥协。为向日本借款及购买武器，梁启超5月18日由肇庆出发，21日抵达上海，预计停留数日后赴日。为避免产生与冯国璋寻求妥协的嫌疑，梁甚至不愿让冯知道他来上海。梁由此前有意与冯国璋接触，到此时刻意避开冯国璋，日本的影响，是决定性因素。为打消日本对军务院妥协的疑虑，岑春煊也于5月19日通过驻扎肇庆的日本军方人员井户川辰三转告田中义一，当遵守在日本时之约，“向最初之目的迈进，不屈不挠”。可见日本对岑之影响也十分强烈。
抵达上海后，梁启超虽主张军事行动照常进行，“代表亦不好派”，但仍感到“坚拒恐授旁观口实，挑冯反感，增北方团结，为袁利用”，主张“在沪同人中由五省共派数人当众面说”，“此会或不致全成虚设”，仍不完全拒绝与冯协商。
对于冯国璋邀请南方代表参加会议，代表国民党稳健派的唐绍仪、谷钟秀等上海同人展开讨论，认为应以独立各省为主，南京会议方面为客，南京会议向南方独立各省派出代表。若实施困难，南京会议方面派代表赴上海，提前商议，并非不可能。但独立各省不可公然派代表至南京。国民党稳健派的态度是并不排斥与冯国璋商议。
5月29日，军务院外交专使唐绍仪在与青木谈话时表示，军务院已接受其意见，不向南京派遣代表，但应在上海派出委员，就该会议进行接触。该委员坚持袁应立刻退位、按国会决定的方针对其处分。唐对袁退位，黎代理总统，段组织内阁，及在没有特别混乱的情况下收拾时局保持乐观。唐绍仪谈话，代表了军务院对南京会议的最终态度。
5月28日，在与各抚军商议后，岑最终答复冯国璋，“非项城退职去国，时局断无从解决”，拒绝派遣代表，但同时表示，“至袁退后所有善后办法，自需彼此互商”，对与冯的接触保持弹性。在得知军务院拒绝派出代表后，冯于5月30日解散南京会议。此后冯国璋与军务院的协商，有移至上海的趋势。
南京会议向独立各省发出邀请后，北京政府国务院与总统府相继召开会议。据袁所言，兵穷财尽，已必须退位，但退位手续及善后方案，应当讲求，否则决不退位。段祺瑞表示，南军对于退位手续，莫过于苛刻，否则难以尽快实现。此意经日本驻北京机关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传达予唐绍仪、孙洪伊等。
北京方面已意识到袁必须退位，由于冯国璋早先曾劝袁退位，军务院在袁立刻退位的前提下并不排斥与冯国璋联络。不得不说，以袁退位为前提，在冯国璋调停之下，南北双方存在妥协的可能。在日本压力下，军务院无法派代表参与南京会议协商，无疑延缓了这一进程。
鉴于南北有达成妥协的可能，5月29日，青木向上原报告，时局若如唐绍仪所言顺利进行，“有失去我干涉良机之忧”，因此建议日本“事先在冯将军及南方委员之间进行联络，应对形势，进而获得调停者地位，据其决议，劝告袁退位”，或者“进一步为完成干涉口实，如前所言决行满洲独立，应为必要”，酝酿进一步对华干涉。日本并不以袁退位为满足。
就南京会议而言，与既往成说不同，梁、蔡、唐等自始即有依靠冯国璋等调停解决时局的打算，护国军各领袖实际上并不排斥与冯国璋接触，且十分重视。这一阶段南北妥协的核心是能否以袁暂时留任或立即退位为条件实现南北和解。若由冯国璋等调停，但不损及北洋系对中央政府的掌控而实现南北妥协，日本无法实现其树立“亲日政权”的目标，因此进行了强有力干涉。日本通过岑、梁，使军务院无法正式参与南京会议协商，致使南京会议失败。南京会议的失败，标志着北洋系内部与袁世凯离心的冯国璋势力也无法解决时局，事实上说明了在日本不改变对北京政府态度的情况下，南北妥协很难达成。
结 语
正当日本酝酿进一步对华干涉之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中国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护国战争告一段落，南北妥协问题也进入另一阶段。4月上旬，前农商部次长周家彦转述袁政府某重要人物所言：“南方独立军并不以袁世凯退位为必要条件，仅要求宪政。若无日本干涉，余认为容易和平解决。”在南京会议开始之前，冯国璋军事谘议吴金声即呈文提出，“此番起事缘因庞杂，渺渺东瀛，实居主动地步”，“如和局能成，则彼方面无从染指，彼必从中默为中梗”。袁政府和冯国璋方面均认识到日本干涉对南北妥协的阻碍作用。
自护国运动爆发，护国军方面对袁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如双方实力、战争态势、外国（尤其是日本）干涉等。日本首先通过解释和说服工作减轻了护国军方面对日本的顾虑，通过劝说和直接协商，强化了护国军倒袁目标，并通过对云贵军、岑春煊、孙中山加以援助而增强了反袁派实力，维持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其后，在南北商洽过程中，日本通过梁启超、唐继尧、岑春煊对护国军施加了显著影响，使南北妥协停留在局部停战的层次，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日本更在南京会议期间通过影响岑、梁等，使护国军无法与冯国璋进行有效协商。此外，日本还降低了英国调停南北的可能性。
综合来看，护国战争期间南北妥协未能达成，除与护国军方面的讨袁决心及袁世凯较早去世有关外，日本的运筹与介入亦为重要因素。日本通过对南北妥协设置阻碍，实现其倒袁目标。袁死后，北洋系分裂，得到日本援助的桂系及滇系势力，也已经可以对北洋系势力进行有效抵御，中国失去了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陷入军阀混战局面。此后日本对段祺瑞主导下的北京政府影响力的增强，与这一局面是有直接关联的。但是，陷入混战的各军阀，各显神通，利用强援，日本无法做到使各政治势力均“亲日”，可以说为一战后列强更激烈的在华竞争埋下了伏笔。日本在护国战争期间的积极对华干涉政策，对中国及其自身，影响都极为深远。
作者承红磊，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