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正月十六，夜，寒风一起，一片肃杀之气。矗立在寒风中的紫禁城仿佛一头洪荒巨兽，吞噬着周围的虚无。
乾清宫中，重病在身的大明皇帝朱祁钰身体稍微有些好转。已经几天没有上朝的他早早地睡下了，打算第二天上朝时和群臣商议皇储的事情。
而立之年的大明皇帝没有子嗣，将会导致国本不稳。
景泰八年正月的文官们，嗅到了一丝帝国潜在的危机，皇帝没有儿子，这是一件比天塌下来还要严重的事。
朱祁钰病重，等他生儿子肯定是不行了。文官们需要在朱祁钰的侄子辈中选一个继承人，而沂王朱见濬（朱见深）是最佳人选。
是否复立沂王朱见濬为皇太子，就成了朱祁钰和六部官员之间互相博弈的焦点。
“卯至是日，帝皆不视朝，人心益汹汹不安。礼部复集文武百官议请立皇太子，比脱疏成，未及上而出。”---《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朱祁钰再也没有机会坐在奉天殿的龙椅上。
因为这一天，被囚禁在南宫长达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朱祁镇，在一群野心家的拥护下发起了“夺门之变”，于正月十七日凌晨重新坐上了皇位，并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再次成为大明帝国的主人。
“天顺元年春正月壬午，昧爽，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輗、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以兵迎帝于南宫，御奉天门，朝百官。”---《明史》
朱祁镇再次御极，自然要大封夺门功臣，在这些册封的夺门功臣之中，有个人特别显眼，他就是景泰朝的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
夺门之变的功劳属他最大。为什么呢？因为政变的策划都是由他一手操办的。
无论是勾结内廷宦官，还是串联外朝文官，石亨就是这场政变的定海神针，除了他是景泰朝的重臣这一因素外，他还是京师团营（于谦所创）的总兵官，控制着北京城的城防。
故而，朱祁镇投桃报李，封他为忠国公，食禄一千五百石。
问题就在这里，即石亨为什么要参与夺门之变？事实上，景泰帝朱祁钰对石亨的信任及重用，相比于谦，过犹不及。
景泰七年十二月至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因为生病的缘故，在太庙祭告祖宗的仪式都由石亨代劳。
“（景泰七年十二月乙丑）岁暮享，太庙，遣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代行礼。”①
“（景泰八年春正月）辛未，孟春享， 太庙，帝有疾不能行礼，命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代行礼。”②
“（景泰八年春正月戊寅）大祀天地于南郊，遣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代行礼。”③
即使在朱祁钰病重不能下床，受重托的依然是石亨。
所以这就让人产生的疑虑，抛却权力的野心作祟，作为景泰朝的武将第一人，深受朱祁钰宠信的石亨，为什么会成为反朱祁钰的急先锋？
汪郎以为，石亨之所以要站在朱祁钰的对立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对景泰朝压制武将的行为作出反抗，以期恢复武将的荣光。
为何这么说？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一役，大明损兵折将。终其原因，是朱祁镇对武功产生的热爱，试图效仿其父祖，以亲征之名实现自己的武治梦想，但却因对军事不熟，又过分放纵王振，才造成了这场浩劫。
正因为如此，朱祁钰在于谦、陈循、王直、胡濙等文官的支持下，不仅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还坐稳了皇位，这让他意识到文官和武将之间的不同。
面对土木堡之变后的烂摊子，深受儒家治国理念影响的朱祁钰，需要一个强大的文官内阁来协助他治理国家，以恢复由土木堡战败所带来的国力损耗。
所以，景泰朝的七年间（景泰八年时间很短，只有十六天），文官势力相比正统年间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改此前面对皇权时的唯唯诺诺，开始出现了铁腕风格，如内阁首辅陈循，就是典型的例子。
文官势力得以抬头，相对的，武将集团就会受到打压！
景泰朝的七年间，朱祁钰在陈循内阁和兵部尚书于谦的辅佐下，大明帝国的国力逐渐得到了恢复，期间，虽然边境和瓦剌的冲突不断，西南诸苗的谋反不绝，但武将的权力却被皇权牢牢的限制住，不见有丝毫的松动。
在这样严守武将的情况下，不要说普通武将，即使是在土木堡之变后，一直到北京保卫战中，那些立下大功并封爵的武将，如石亨、杨洪等，都被排除在大明的政治核心权力中心。
在朱祁钰的眼中，国家的决策皆有自己和文官定夺，就连一直由武将掌管的京营都被文官拽进了手心中，并以此成为惯例。
“协理京营戎政一人，或尚书，或侍郎，或右都御史。掌京营操练之事。永乐初，设三大营，总于武将。景泰元年始设提督团营，命兵部尚书于谦兼领之，后罢。成化三年复设，率以本部尚书或都御史兼之。”---《明史·职官志一》
故而，身为景泰朝的太子太师，受爵武清侯的石亨，这位深受宠信的景泰朝武将第一人，想谋求外放边镇都做不到。
可想而知，石亨的心理有多崩溃。
“总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言：[ 近者宣府等处屡报声息，蒙遣杨洪往宣府备之，而大同、怀来、居庸等关亦俱系要害，乞令臣亨往大同，臣柳溥往怀来、居庸一带调遣士马，以剿残胡。在京各营军马，乞别委将官统理，训练，防护京城。如此，藩篱有备，京师无虞。] 帝曰：[ 顷者，以宣府地方密迩京师，累报声息，用是暂命洪往备之。秋后事宁，即令回京。卿等统领军马，操守京师，如何俱欲分守边镇？不允。]”---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零四》
景泰一朝，不仅对在京的武将进行权力限制，对边镇的武将更是严加防范。
“昌平侯杨洪奏：口外官军因贼惊散，及随臣赴京者共三千人，先已二次遣回，宣府止存家小在京，逐月官支俸米一石，军支米六斗养赡。近日，兵部移文欲并催发，致使官军在边闻之常怀忧虞。臣今奉命复往宣府充总兵官，思得前项官军其家小若不安抚，使其得所虑，恐人各内顾，何以杀贼？乞赐省令，人口数少自愿随去者听，不愿去者兵部不必追逐，户部仍给月粮。俟臣到边区画，稍定别奏，处置从之。”---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零四》
由此可以看出，景泰朝时，朱祁钰和他的文官臣僚们，对武将的抑制有多强烈。
大明朝以文为尊、以武为卑的情况，就是从景泰朝开始，落地、生根、发芽。
失落，是景泰朝的武将们的普遍心理；委屈，让景泰朝的武将们对正统年间无限怀念。
他们需要一个宣泄口，抒发对朱祁钰的不满。
故而，实行夺门之变，扶持太上皇朱祁镇重登皇位，就成了武将们最迫切的愿望。
而石亨，景泰朝的武将领袖，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一个跳出来串联内廷宦官和外朝文官，对朱祁钰发起反击，以抢夺朱祁镇的从龙首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注：
①②③《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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