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井喷之下，红色教育培训变得火热。据天眼查显示，我国目前共有4000多家红色教育相关企业。而受制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健全的管理制度，行业无序化发展倾向明显。某些红色教育培训机构（简称“红培机构”）争抢客源，培训模式粗放，甚至变相引导旅游购物，有违红色教育初衷。
1 红培机构形形色色，运营模式潜藏隐患
穿着红军服、戴着红军帽、别着绿色军挎包……在一些红色旅游景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团体以上述装扮拉横幅、拍照片。随着党史学习教育需求扩大，一些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成为“热门打卡地”，催生了大量红培机构。这些机构中，除了干部学院、各级党校，不少是民营企业，其中一些野蛮生长，鱼龙混杂。
拿官方“贴金”招揽客源。在百度上搜索“干部培训”“红色文化”等关键词，排名靠前的是各类广告页面。打开页面，“正规机构、权威认证、实力强、品牌大”等内容扑面而来，看起来十分官方。有的机构自称得到所在地政府的批准；有的还会给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去带公章的邀请函，让人难辨真假。
半月谈记者打开某红色文化服务中心的网站页面，很快就有客服弹窗回应。业务员根据半月谈记者随口报出的人数、日期，很快给出详细行程方案。为证明公司实力，对方还发来多张组织外地单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照片。
选学菜单可加景点购物。江苏多家红培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参加红色教育的多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按照严禁公款旅游的纪律要求，红色教育培训是不允许组织前往旅游景点购物的。但一些培训机构，尤其是曾有旅行社背景的，会变相带学员去旅游景点，带队导游还会组织旅游购物，从中提成。
某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学院的一份培训邀请函中提及，可根据参培单位需求增减行程，函中还列下景点条目，涉及当地一些茶山、洞穴类参观项目。
红色标识五花八门不够严肃。身穿红军服披衣露怀、浓妆艳抹、抽烟逗乐……这些不当举止在日常红色教育培训中并未完全消除。贵州省多位党校研究人员说，由于目前缺少管理红色标识的相关规定，没有统一红色教育培训的标识，各红培机构使用的学员手册、学院徽章、学员结业证书五花八门，红军服、旗帜存在乱用现象。
2 监管口径不一，准入门槛低
“只要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有红色教育，就没问题”“主要看客户需求，他们觉得行就可以”……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地对红培机构的监管口径不一。
党史教育培训专家认为，红色教育培训涉及多个部门，现有管理部门因职责分工往往只管理红色教育培训的某个方面。这就导致管教学资源的不管教学活动、管培训师资的不管教学基地、管课程教材的不管使用规范。看似各部门都在管，却缺乏联动，无法“一管到底”。
江苏一家红培机构负责人说，他们以前做户外团建，现在转型帮客户对接红色教育基地，从中收取服务费。据他观察，有不少同行是从宾馆、旅行社转行而来。
由于准入门槛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讲师顾俊剑认为，一些民办红培机构过分看重经济利益，背离了红色教育培训的初心。以今年党史学习教育为例，不少培训公司在实际培训过程中存在娱乐化、庸俗化倾向，落入浮躁甚至戏说的窠臼，易滋生各类乱象。
半月谈记者从一些红培机构公布的课程中看到，各机构教学方式大同小异，除了开班、结业仪式，开展“几个一”几乎成为固定模板，比如吃一顿红米饭、上一堂专题党课、扫一次烈士墓、走一段长征路、看一部红色电影、唱一首红色歌曲等。
3 畅通管理机制，主阵地与市场化机构可相辅相成
一些红培机构负责人指出，正规党校、干部学院排班较满，运营较好。相比之下，民办机构客户资源少、周转资金不足，一些连生存都成问题。有的民办因为“吃不饱”，便为了生存打擦边球。“其实只要规范运营好、不走样，也能做得好。”这位负责人认为。
南京一家红培机构负责人表示，党政机关参加培训最担心的就是报销问题。2018年10月，中组部、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全国党性教育基地统一实行目录管理，须在目录内选择培训机构，否则不得在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内报销。
受访人士指出，在红色教育培训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为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学习培训实效，需全面规范管理红培机构。
理顺管理机制，细化相关要求。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为规范发展红色教育培训，被称作“中国革命摇篮”的井冈山，于2017年成立红色教育培训管理办公室，对培训机构的培训基地、教育培训经验、师资力量等明确具体要求，对教师质量、教学内容、纪念标识进行统一管理，平时还组织巡查队伍，深入现场教学点进行监督指导。
发挥干部学院、党校的主渠道作用。部分党校教师反映，当前红色培训主阵地建设依旧薄弱，师资、教学场地、接待能力有限，只能与校外机构、酒店、餐饮企业合作开展培训。部分干部学院在规范化建设方面存在不足，缺少系统完备的工作条例。建议起草发布有关干部学院的工作条例，明确干部学院的主要任务、机构建制和教学培训等事项。
鼓励市场化机构形成有效补充。“党校和干部学院培训能力毕竟有限，离不开社会力量参与。”一些民办红培机构负责人认为，有关部门认定的党性教育基地目录可适当扩大，可为民办机构设置相应申报条件。
来源：《半月谈》2021年第16期
半月谈记者：向定杰 郑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