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
这些逃难的人一般回通过两条向西的古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
明朝和蒙古通关互市后，一些军防关口变成汉蒙贸易的通商口岸，其中两处最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张家口，称为东口；另一个是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称为西口。
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从中原腹地通过这古道抵达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从明代开始，政府就开办马市。从隆庆五年至万历十五年（1571--1587年）间，已开马市十三处，仅万历十一年（1583年），交易马匹达4.5万匹。
开放官市的同时，民市也得到迅速发展。山西人用缎、绸、布、绢、棉花、针线、米、盐、糖、果等交换蒙古人的马、牛、羊、骡、驴、羊皮、皮袄等，尤其是山西的潞锡极受蒙古人欢迎，成为重要商品。互市获利甚丰，吸引了许多山西人走西口。
清朝建立后，这种贸易仍然繁荣。此时，晋商实现了经营的多元化，包括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菜、绒货、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马尾、人参、油、纸张、干果、杂货、铜、锡等，同时也发展起作为经纪人的牙行。晋商商业活动范围之广，超过了其他地方商帮。
通过走西口，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逐渐形成了一批富晋大户，如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等富商都是走西口而富的。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的大盛魁一直繁荣到清末。山西成为明代中国之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