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大明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师——杨士奇,明代前期著名的阁臣,入阁四十余年,担任首辅二十余年,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数朝,为当时内阁“三杨”之首,亦是当世闻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杨士奇
但凡了解一些明史的朋友,对杨士奇这个名字绝不陌生。这位服侍过明初五位君主的老臣,在明清两代都颇受好评。但一个人终究是复杂的矛盾体,抛开他身上的种种光环,杨士奇也是一个优缺共存的人。
家贫而不堕,寄下而不薄
杨士奇是江西泰和县人。很多文章说杨士奇自幼家贫,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但杨士奇仍然坚持刻苦读书,以致后来终于进入仕途。这段描述说对也对,但多少有些误导舆论的嫌疑,似乎要为我们呈现一个底层学子通过自己努力,终成栋梁的励志故事。
杨士奇的家乡,有着极盛的学风。杨士奇的祖上,是出过进士的,所以严格来说他家算书香世家。即便是杨士奇的父亲,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学者,以教学为业,家中藏书颇厚。所以杨士奇家虽然不算是富甲一方,但起码勉强有小康的标准。只是杨士奇父亲逝世后,家里的确陷入了困境,生活水平大不如前。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明代市井
母亲是改嫁了,当时的杨士奇大概三四岁的样子。但不要小看了杨士奇的母亲陈氏。陈氏的娘家其实也是当地有名望的望族,陈氏的伯父就是明初著名的大学者陈谟,如果不清楚这个人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他的资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杨士奇父亲逝世后,陈氏依旧非常注重杨士奇的学业,甚至不惜卖了家中仅剩的老母鸡为儿子换书;同时我们也能理解了,为什么陈氏带着杨士奇能够轻松改嫁,且杨士奇的继父后来还做到了德安府同知。
很多人会用大量笔墨来渲染杨士奇在继父家,偷偷做了神主牌位来祭祀杨家先主这个故事,以此来说明杨士奇不忘本。也因为这件事,杨士奇的继父恢复了杨士奇的“杨”姓,并觉得孺子可教,大力培养杨士奇。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明代官员
这个故事是没什么问题,但讲这个故事的人刻意隐去了很多细节。
第一,杨士奇母亲改嫁的时候,杨士奇的年纪不超过六岁。这么小的年纪,对生父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印象模糊的。甚至说如果好好教导,杨士奇以后在认知上是能够认同继父家族的;
第二,杨士奇之所以造神主牌位祭祀,是因为继父家不允许杨士奇去祭拜继父一族的先祖。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杨士奇终究算是外姓旁人。
所以杨士奇感受到了失落,于是母亲告诉了杨士奇是杨家人这个事实,故而杨士奇偷偷造了神主牌位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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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场景
第三,按照当时泰和的风俗,改嫁女子带前夫孩子过去,孩子改姓继父之姓是很正常的,对于杨士奇并没有丝毫的侮辱或者轻怠意味。甚至杨士奇当时在继父的帮助下,已经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学校开始启蒙教育。
所以通过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知道,杨士奇自己要认祖这件事,是机缘巧合之下发生的,并不是一个四五岁孩子发于对亲生先祖的认知而刻意去祭拜。同时杨士奇的继父对杨士奇照顾有加,并且一直都在尽力培养他。
但不论继父如何照顾,杨士奇的幼年生活终究是在寄人篱下的日子中度过。更何况继父后来因受牵连丢官罢职,所以杨士奇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如何看人眼色行事。这个不是缺点,而是生活环境磨练的生存技能。而这项特质,无疑为以后杨士奇混迹朝堂,提供了诸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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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
杨士奇其实有过两次科举的经历,但是都落败了。当然,这个不是说杨士奇能力不行,很大程度上和当时泰和流行研究《易经》有关。再者从洪武六年到洪武十五年这个期间,朱元璋是停止了科举取士的。
后来杨士奇就开始了游学和做老师,期间磕磕绊绊,一直到了他三十七岁那年。
以建文顺势,以永乐乘势
杨士奇三十七岁时,建文帝要找人修《太祖实录》,有人便推荐了以史才出名的杨士奇。按理说这个事情是官方的政治任务,怎么会从民间找人来修?有人就说,那是因为朱元璋杀的人太多,文官集团都不愿意帮他说话。朝廷没法子,只能从民间选人。
这个说法你听听就好了,因为完全是在胡扯。但杨士奇能够进入翰林院当撰官,也是有一定的机缘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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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
建文帝朱允炆上台后,大量重用南方世族文人,提升文官集团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打压大明的开国功勋集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等南方文官开始得到重用。这可以算是建文帝当时推行的用人基调。
而推荐杨士奇去修史的人叫王叔英。洪武时期最高也就做到了县令,建文年进入了翰林院。而王叔英是浙江黄岩人,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至交,叫方孝孺。
所以有这层关系在,我们可以知道杨士奇能够进入翰林院,说到底还是迎合了建文帝要建立自己嫡系班底,重用南方文人的政治趋势。
杨士奇也是当时为数不多没有走科举路线而入朝为官的南方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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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员
紧接着,就是鼎鼎有名的“靖难之役”了。朱棣打进南京城之后,杨士奇是属于当时第一批向朱棣“归附”的建文旧臣。
我这里没有埋怨杨士奇其心不忠的意思,只是多少会有些好奇。毕竟方孝孺,王叔英等人,最后都选择了和朱棣死磕到底,而杨士奇却能轻易地转变自己立场。因为说到底,他属于建文朝的受益者。
后来我在其他的地方无意间看到了杨士奇的几篇文集,言语间都是事君,治民,尽职之词,再对比后来朱棣用杨士奇,解缙等人时的委以重任,我似乎明白:这其实是年轻的文官后辈与作为新君朱棣之间的一次双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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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
对于朱棣而言,他靖难成功,依靠的他身边的武将集团。这批人在朱棣成为皇帝之后,自然是属于核心团队的。但治国依靠武人是不行的,需要大量文官的参与。朱棣同样需要组建自己的文官班底。
那些几十岁上了年纪的文官,要么是建文帝的死忠,要么就是洪武年留下来的老油条,唯有翰林院这批三四十的年轻后辈,是最容易被朱棣洗脑和掌控的。
同样的,像杨士奇等人,如果按照朝廷正常的升迁途径,要熬到位极人臣是很难的。而杨士奇的观点中,在忠君报国这件事上,明显是以事论而非以人别的。什么意思,就是谁坐在皇帝的位子上,我就给谁干活,反正做的工作都是为百姓谋福,反正你们谁做皇帝大明依旧是大明。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龙椅
从后来朱棣正式建阁,让杨士奇,解缙,黄淮等官阶低下的文官入阁参预政务来看,除了需要政务顾问的因素外,多少有为这些年轻后辈刻意创造晋升途径的意味在。
于是野路子出身的杨士奇,成为了内阁中唯一一位非科举上位的阁臣。至此,也就开启了他参政议政的官宦生涯。
善揣意达情,叹奉君好权
聊聊杨士奇做官的事情吧。
永乐年,杨士奇没什么大的出彩,因为牛人太多,皇帝锋芒也太盛。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朱棣是一个非常独断专行的人,而且驭下颇严。这和朱棣极强的权力欲有关,毕竟是在战场上流血厮杀打下来的江山,又有这么几个不省心的儿子在。
所以永乐年间的臣子,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受到皇帝莫名其妙的处罚。当然,这个莫名其妙是对局外人而言的,局内人其实是清楚皇帝动机的。比如杨士奇就被下过狱,因为朱棣时常不在南京,要么去找蒙古人打架,要么去北方监督北京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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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炽
杨士奇等人是太子朱高炽监国时的辅臣,所以朱棣要“提点”朱高炽的时候,一般都是拿这些辅臣下手。
杨士奇是少数能够洞悉朱棣动机,且妥善处理问题的官员。
比如朱棣询问杨士奇太子监国的时候,表现怎么样。杨士奇回答说,太子勤勉有加,有些事情和我们商量着来,有些事情自己会思考后做决断,有些事情会等候皇帝的批复。
看似杨士奇是在报流水账,但实则是在打消朱棣的顾虑,因为朱棣就怕太子趁自己不在的时候夺权。所以杨士奇只说太子勤勉,却没有夸太子做事如何得体,也没有诋毁太子做了哪些错事,让朱棣自己去思考。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故宫
事实上,杨士奇一直都是朱高炽的人,但搞到后来,连朱棣都觉得杨士奇是一个中间派。
包括在回答朱棣关于汉王朱高煦是否有反心的问题上,杨士奇也是用的这个套路,大概意思是:朱高煦不愿意就藩,一直要待在您身边,您自己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这才是字字诛心。
凭心而论,内阁“三杨”,论政务谋断以杨荣为首;论品性德操以杨溥为佳,杨士奇为什么能成为三人之首?
因为杨士奇最能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明代官员
有人给朱棣检举了一份礼单名册,朝中很多官员都榜上有名,唯独没有杨士奇。朱棣问为何?杨士奇说自己没在名单上是因为当时自己有事没有牵扯其中。如果没有意外,自己肯定也是对方送礼的人选。然后强调这些都是朝中同僚简单的人情世故,不涉及任何政务。
朱棣最后的决定是让人烧掉了名册。
这就是杨士奇的厉害之处。所有的皇帝都不喜欢自己下面人结党,喜欢孤臣。杨士奇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做孤臣容易,做能臣难,因为说到底皇帝还是需要你做事的。而要做事,就必须要有圈子,要团队。杨士奇这次关于礼单的问答,你能琢磨出点为官之道吗?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明代官员
包括宣德年时,明宣宗朱瞻基要废掉胡皇后,改立孙氏。皇帝态度坚决,且取得了太后的同意,杨士奇是勉为其难同意的。杨荣甚至为了帮皇帝废后,还列了胡皇后的几大罪状。
杨士奇就出了个主意,以胡皇后身体有病为理由,让胡皇后自己辞掉后位,并且让皇帝仍然按照以前的待遇妥善安置胡皇后。这应该算是当时废后最好的解决方式,所有人的面子上都过得去。甚至在胡皇后逝世后,杨士奇也为胡皇后的待遇问题几次去争取过。
杨士奇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明明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有动机的,却所有人都会念他的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永乐时期适应了朱棣的一言堂,再加上幼时的生活经历,杨士奇是属于那种说话做事非常谨慎,甚至能够妥协原则的人。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朱瞻基
比如宣宗废后这件事,比如对于王振的妥协。我不说王振这人如何,也不说王振和明英宗朱祁镇的政治关系怎样,单单说王振最后能够顺利揽权,其实和杨士奇的纵容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可以在很多史料中看到杨士奇对王振的“礼遇”,甚至王振的一些政治诉求,包括人事任免,杨士奇也都会尽量满足。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杨士奇的,因为永乐年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大,这种奉君的习惯不是换几个皇帝就能改变的。遇到明君的时候,自然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纰漏。但如果遇到君主不够成熟,或者其他势力异军突起时,杨士奇的奉君观念,往往就会自缚手脚。起码在正统年时,王振的做大做强,就和内阁的旁观纵容有密切关系。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故宫
除了所谓的奉君观念,也和杨士奇的权力欲有关。因为即便到了正统年间,内阁也一直只有“三杨”,没有补充进新鲜血液。
因为杨士奇一直很排斥让新人进入内阁。
后来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名臣王直,李贤等人,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杨士奇的排挤,这点做得连杨荣都看不下去。其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
其一,造成官员梯队的断代;其二,造成后来王振势大,无人能遏;其三,“土木之变”后,竟然需要于谦这样的兵部官员出面支撑大局,内阁被完全边缘化。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于谦的死。
杨士奇——通达之人必有谋微之处

明代官员
所以杨士奇之为官,有功有过,但能够成为明初的名臣,总体上来说是他稳定了明初的局面,且资历够老,人缘也佳,风评自然不会太差。
结言
杨士奇因为溺爱儿子,以致儿子在乡邻为非作歹,引发众怒而问罪。杨士奇也因此致仕回乡。正统九年三月十四日,杨士奇终于闭眼长眠,享年八十岁。这位曾经位高权重的老人,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说实话,这些年对于历史人物评议的风向是不对劲的,很多人为了推翻之前的人物定性,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比如现在对杨士奇的声讨之声越来越响,从其人品,篡改史实,用人不公等方面对其严厉批判。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代为思考:批评者就一定能做得比古人更好吗?如果不能,那请诸君口下留德,多看一些客观的,积极的因素。如果说历史没有如果,那么古人则更不需要后人的妄自评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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