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九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历，批准了一个会使其列祖列宗非常吃惊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内务府呈请释放皇庄壮丁出旗为民的奏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这份珍贵文献，现摘录如下：
“(乾隆九年，内务府总管大臣奏：)臣等查得，口内整分庄头各给官地十八顷，半分庄头各给地九顷，此内顺治年间开设者，尚有开垦余地，至康熙年间安设者，官地仅足数额，而有余地者甚少。今各庄人口生齿日繁，亲丁、壮丁已至三万余名，其庄头等承应官差、养赡亲丁尚有拮据不能者，其名下壮丁过多，势必不能养赡。且庄头等陆续自置人口，遇比丁之年，一入丁册，即系官人，又不敢令其他往谋生，是以壮丁等每处于坐受饥寒之苦，且庄头等身不能约束人，其中往往有庄头以壮丁妄生事端，而壮丁又以庄头不肯养赡，互相控告。
臣等忧思，庄头名下壮丁过多，是属无益，应如该司(会计司)所呈，除庄头等亲生子弟及缘罪发遣壮丁毋庸置疑外，其余自盛京随来，并自置、投充，以至无罪发遣之壮丁内，如有庄头委用年久有益农务，以及鳏寡孤独老幼废疾者，仍令庄头留养，其尚可谋生之壮丁等，令该庄头据实陆续呈报，该司呈明，臣等移咨该部，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各谋生计。嗣后庄头自置人口，不准载入丁册，其售卖之处，听其自便。倘遇歉收，惟准庄头之亲丁，并缘罪发遣壮丁，及鳏寡孤独老幼废疾者，仍照旧散给口粮，其余壮丁概不准其散给。如此，不但可免伊等互相争控之端，且庄头等既无拖累，而壮丁等亦得各谋生计矣。……谕允臣等行令臣衙门所属盛京佐领、锦州副都统、热河总管，暨凡有庄园之各该处一体遵行。是否有当，伏祈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奉旨：依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年六月《内务府会计司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内务府总管大臣的奏疏与乾隆帝之批示，及其随即遵旨施行的情况，反映出清朝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说明了不少问题。其一，皇庄数量很多，作用很大。奏疏中所提“口内庄头”、盛京佐领、锦州副都统、热河总管等所属庄园，皆归内务府管辖，为清帝私有，通称为皇庄，亦名内务府官庄，或简称官庄。清朝的皇庄，起源于进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占有的“拖克索”(即庄)。入主中原以后，世祖福临、圣祖玄烨采取圈占民田、调拨官地、逼民带地投充、垦拓官荒等方式，掠夺了巨量土地，佥拨大批壮丁(关外旧奴、投充人、缘罪无罪发遣人员、庄头置买奴仆)，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庄园。康熙中年，畿辅有内务府所辖粮庄四百余所、银庄一百三十二所、果园二百五十余所、瓜菜园九十余所，盛京有内务府粮庄三百余所、果园一百三十一园，还有棉、靛、盐、碱庄六十所，以及盛京户部、礼部、工部、三陵所属官庄一百余所，总计皇帝共拥有庄园一千六百余所，占地近六百万亩，遍布于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及内蒙古。此后不断扩建，乾隆年间增至一千九百余所，壮丁七万余名，连带老幼家口，人数当在二三十万以上。
弄清这些情况，便可解开清史中的一个疑团，即清帝之俭约。康熙中年廷臣奏称，故明宫中用费极多，本朝极为俭约。前明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余两，今悉充饷，光禄寺送内用银每岁二十四万余两，今只三万两。明朝宫中年用木柴二千六百万余斤、红螺炭一千二百余万斤，今分别只有七八百万斤、一百余万斤，“我皇上撙节俭约，至矣极矣”。康熙帝也多次宣称，“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入清时“始悉除之”。他于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日下达普免天下钱粮的谕旨中，又着重指出，“朕每岁供御所需，概从俭约”，故有储蓄，以供蠲赋之用。乾隆帝于乾隆十年六月初六日下的全免国中田赋之谕，亦讲了同样的原因，由于他“躬行俭约”，故“左藏尚有余积”，才能普蠲钱粮。
圣祖、世宗及乾隆皇帝执政初期，是很注重俭约的，宫中用费确比故明减少了很多，这是事实；但是清朝皇庄之多及其“皇粮”数目之大，远远超过了明朝的皇庄，从而能够提供皇上大部分消费用品，减少了向户部要银和向民间征派，这也是事实。一千六百至一千九百余所各种类型的皇庄，六七万名壮丁，六七百万亩田地和大量山场牧场，在此基础上征收的“皇粮”，品名甚多，数量巨大，基本上能满足清帝及其宫中人员的需要。“皇粮”的品种，有米、谷、豆、麦、芝麻、苏子、瓜、果、蔬菜、鸡、鸭、鱼、蛋、猪、鹿、油、盐、布、草、石灰、木炭、柳条等一百余种，总数极为庞大。康熙中年，仅畿辅的四百余个粮庄，每年便上纳租谷十余万石，并交鸡、鸭、鹅六万余只，蛋四十余万只，草和秫秸八十万余束，灯油三万余斤，猪二千口。畿辅银庄年交租银三万八千余两。各类庄园、牧场年贡鱼、雉、鹿、狍、马、牛、羊、驼、参、珠、皮张，多达数百万。这为清帝少向户部、光禄寺要银，少科派于民，“躬行俭约”，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其二，适应形势，更改祖制。从太祖努尔哈赤到康熙帝玄烨，在这四朝一百余年中，皇庄基本上是采取编丁隶庄耕种应役的农奴制经营方式。庄园的劳动者被称为“壮丁”，身份为奴仆。他们在庄头的管束下，耕种官地(牛具、种子、房舍由内务府供给)，缴纳皇粮，遭受皇室严格束缚和野蛮压迫，实际上处于封建农奴的地位。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剥削方式，摧残了壮丁，束缚了生产力，激起壮丁的猛烈反抗。早在关外，壮丁就不断逃亡，入关以后，他们更大批外逃，有的还参加反清斗争，不少壮丁和庄头争控，“滋生事端”。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在壮丁的反抗与汉族地区封建租佃制的包围和影响之下，日益衰落，庄头不得不大量出租庄地和典卖庄地，康熙末年，皇庄采取庄头招民佃种的租佃制已很盛行。
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原先是皇庄主要劳动力的壮丁，竟成为脱离生产、需要庄头养赡的“拖累”。据畿辅四百六十余名庄头的报告，他们所辖的一万六千八百余名壮丁中，“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仅二百九十余名，不到壮丁总数的百分之二。正是在旧有的农奴制经营方式陷入穷途末路难以延续的形势下，一向自诩为“敬天法祖”、“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采取了明智的态度，对旧有的祖制果断地予以改革，批准了内务府总管大臣的建议，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缘罪发遣壮丁毋庸置疑外，其“盛京随来陈壮丁”、投充人、庄头自置壮丁及无罪拨庄壮丁中，鳏寡老幼残疾者与少数“庄头委用年久有益农务”之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外，其余壮丁交地方官“载入民籍，听其各谋生计”。皇庄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三，促进生产，利民益国。乾隆帝对皇庄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首先，大批壮丁释放为民。据畿辅四百六十余名粮庄庄头向会计司呈报，遵照帝旨，应拨出为民的，有“盛京随来陈壮丁”一万零三百余人，投充人二千零三十余人，庄头自置壮丁三千六百余人，无罪拨庄壮丁一百八十余人，共一万六千余人，仅留下壮丁九百余人。奉天等地内务府庄园也放出大量壮丁。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原来处于农奴、奴仆地位的壮丁，摆脱了农奴制枷锁，成为“良民”。他们或赴边外垦荒，成为自耕小农，或在原地认租旗地民田耕种，大多数人的境况较前颇有改善。
其四，推动了旗地一般封建租佃制的迅速发展，皇庄的阶级关系起了显著变化。乾隆帝批准释放大量壮丁出旗为民以后，畿辅、奉天、热河等地内务府辖属的各种庄园，普遍实行了封建租佃制的经营方式，满汉农民向庄头承佃官地，缴纳租银，不与皇室发生直接联系，庄头再向内务府纳粮当差，佃农成为皇庄的主要劳动力。八旗王公官员庄田也受此影响，租佃关系迅速发展。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乾隆帝之曾祖顺治皇帝在关内强制移植、扩大的役使壮丁生产的农奴制彻底衰落了，农奴制残余只在旗地(包括皇庄和八旗王公官员与一般旗人占有之地)中占有很小的比重。
其五，皇庄的租役剥削有所减轻。由农奴制到封建租佃制的转化，决定了皇庄的分配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佃农在法律地位上是“凡人”、“民人”，自备耕牛、农具、种子，不是皇室的“包衣”(奴仆)，人身依附关系比壮丁有所松弛，因此，原有的剥削壮丁的方式必须改变，剥削程度需要降低。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为“皇粮”的折色增多、额租下降和杂差减少三个方面。
这一切表明，乾隆帝对皇庄实行改革，释放大批壮丁为民，对旧壮丁和承种皇庄的满汉佃民的压迫剥削，有了相当程度的减轻与缓和，对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满族的前进，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