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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苏区时期我党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奠基者。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决定要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秘密交通网。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提出今后工作任务：“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党的六大后，中国各地革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出现了多个以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区域。闽西、赣南苏区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联合组成中央苏区。由上海党中央所在地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在全国所有交通线中，地位至关重要，作用非常显著，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组建中央红色交通线
早在1929年底，随着赣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也认识到与朱毛红军的联系十分重要。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闽、粤、赣及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发出了“单独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为加强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中央提出在闽粤赣苏区设立一个独立交通网的设想，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负责，组织秘密交通网，计划开拓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三条主要交通线，连接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动脉。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个重担，说：“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30年春，受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福建省委委派，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卢肇西抵达上海，同时广东省委的重要交通员李沛群也到达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强调“要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将分散的苏维埃区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要“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并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要调动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要按照苏联内战时期的办法，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联结苏区和白区之间的来往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周恩来亲自接见卢肇西，指示其制定建立“工农通讯社”作为武装交通机构开辟秘密红色交通线的具体方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交通局开辟了一条由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在主要的港口、车站、关口设立交通站。这些交通站受党的领导，安排重要人员负责，全程约为3000公里。因为路程遥远，国民党反动势力不断封锁、盘查，在交通沿线上又设立许多交通小站，便于照应、支持。
1930年秋，卢肇西从上海回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在闽西永定金砂古木督正式成立了“闽西工农通讯社”，闽西各县建立分支机构，称机要交通网。7月，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直属中央政治局，又为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李立三、余泽鸿和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陈刚为副局长，将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下设大站、中站、小站，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
交通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调来精兵强将，集中三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苏区的交通线。于是，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站线正式建立。其中，北方线分为3条支线：上海—郑州—驻马店—鄂豫皖苏区；上海—河南—陕西省委；上海—北平，与河北省委联系。长江线分为3条支线：上海—合肥—六安—鄂豫皖苏区；上海乘轮船—武汉—株洲，进入湘赣苏区；上海—重庆—成都，与四川省委联系。南方线分为4条支线(其中前3条线路先后被敌人破坏)：上海—香港—南雄—江西；上海—香港—汕头—黄岗—饶和埔—闽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梅县—蕉岭—平远—江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虎岗进入瑞金，长达数千里。南方线又称华南线或“中央韩、汀江线”，即史学界常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初期有水、陆两条，水路由上海—香港—汕头，沿韩江乘船经潮州—大埔三河坝，转汀江至茶阳，到青溪虎市汀江航运终点虎头沙，走山路经多宝坑、洋门、党坪、铁坑、伯公坳进入福建永定桃坑，经上杭、长汀到江西瑞金；陆路由上海—香港—汕头，走饶平黄冈到大埔东部苏区的枫朗和村，进入福建永定，经上杭、长汀抵达江西瑞金。
交通员是党的忠诚者，所担负的任务极为重要。当时，周恩来对交通局长吴德峰指出，交通员的选定要遵守几条原则，首先，要党龄长，政治上坚定可靠；其次，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灵活，枪法要准；第三，身体要健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最后，他还特别加上一条，要有一定文化，记忆力要强——为减少风险，当时许多文件、情报的传递为“无纸化”，往往要求交通员将传送的文件全部背记下来。
经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4月，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中央组织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周恩来从情报上获知顾顺章变节后，迅速组织党的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城郊海棠村。同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再次受到严重危害。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的指示精神，准备经这条他亲手创立的“红色交通线”，从白区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指导革命工作。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化名伍豪，由交通员黄华(又名黄有恒)护送上船，与交通员肖桂昌坐上英国小火轮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汕头。周恩来一到汕头，先来到中央交委在汕头的绝密办事处“华富电器材料行”，听取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的工作汇报。周恩来一身商人打扮，与肖桂昌住进了交通站为他们安排的当地最好的旅店金陵旅馆。当周恩来把房间安排妥当，正下楼准备去吃饭时，在楼梯拐弯处的墙上发现一张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东征攻打叛军陈炯明时，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周恩来就在其中。由于怕被人发觉，他们赶紧转移到棉安街的一家小旅馆。这家旅馆是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的，警察、地痞、流氓从不敢去骚扰，相当安全。
第二天，周恩来打扮成商人，肖桂昌打扮成同行者，登上了开往潮安的火车。他们买的车票是二等票，上车后发现只有几个人，周恩来一看不对，急忙走进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来人往，他们和百姓挤在一起，拉下帽子看报纸。突然查票员来查票，周恩来猛一看他，脑海中迅速闪现出这人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他请示过工作。周恩来认出他后，忙把头上的帽子拉低，扭头看窗外；肖桂昌机智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同时把车票交给那个检票员。检票员见是二等座，就指着隔邻的二等车厢，要他们去那边坐。肖桂昌当面答应，见那人走后就坐着不动，免去一场虚惊。火车很快到了潮安。吃过午饭，他们就乘下午二点开往大埔的电船，到达大埔县城，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电船，在途经青溪时上岸，到达青溪交通中站。在青溪，周恩来利用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向当地干部作了形势报告，鼓励他们要加倍努力，完成交通线上的各种任务。晚饭后，青溪交通站站长卢伟良率手枪队八九人，和大埔埔北交通站负责人蔡雨青、肖桂昌等星夜护送周恩来前往距虎头沙(又名石下坝)十里的多宝坑交通小站(邹日祥家)，休息半小时后，又趁夜翻山越岭，经洋门、党坪一带，抵达铁坑小站。他们一行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谷仓内，天黑后由小站派出的可靠向导和驳壳枪队，护送过伯公坳。山的另一边，就是福建。在当地交通员邹清仁的带领下，周恩来一行顺利地进入福建永定边境的陶坑交通小站，后经溪南上金、中金和下金到达永定县委所在地“秋云楼”，再由永定县委书记肖向荣陪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2月22日到达汀州，年底进入江西赣南。到达瑞金的第二天，周恩来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指导闽西苏区工作
1931年12月22日下午，周恩来到达汀州。当晚，他和闽粤赣边区特委代理书记罗明、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谈话，了解闽西当前革命形势。23日上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汀州召开，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李六如参加了会议。24日晚上，闽粤赣边区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召开，罗明主持会议。会上，周恩来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白区的斗争情况、苏区任务和我们的斗争策略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会议从下午五时多一直开到了凌晨二时四十多分，长达九个多小时。25日，周恩来又召集罗明、李明光、肖桂昌和李沛群开会，对李沛群负责的省委秘书工作提出了意见，要求李沛群立即交接秘书工作，回到交通大站。周恩来还交待了四项任务：(一)把闽西交通大站搬到永定的边界去；(二)为了完成党中央决定的“从白区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的任务，一定要做好护送工作；(三)要输入药品和军需物资；(四)要从上海输送大的电台到苏区。周恩来还指示，将“工农武装交通站”改为“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以掩护闽西交通线的工作，还强调要加强领导，确保安全。
周恩来从上海经汕头进入闽西苏区，耳闻目睹了闽西肃杀所谓的“社会民主党”的严重恶果。25日晚，周恩来在长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著名的《伍豪自中区来信》，指出：“我在此三日，已与各负责同志谈话，沿途又曾利用休息时间与乡村及党区党部乡区县苏农民同志谈话，连日又参加省委会议三次，对闽西一般情形有个大概的了解。闽西工作也大开展，汀洲[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中央区虽有九个城市，但无有如汀洲[州]的，其他苏区尚无固定城市)。闽西工作确也在国际路线下执行有相当成绩，尤其是土地的分配与政权在群众中的信仰，确为许多苏区所不及，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因此，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是闽西党的根本任务，中央切勿因人少而不派一人来主持此纵横四五百里拥有人口七八十万之闽西苏区。我意最好从中央各部中抽一人来此主持”。周恩来将中央苏区对人才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急切、急盼、急需告知中共中央，使党的大批人才从白区转入到苏区工作。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于1932年1月21日给闽粤赣临时省委来信，严肃批评了闽粤赣临时省委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随后，苏区中央局也致信闽粤赣临时省委，要求切实遵照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坚决纠正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因此，闽粤赣临时省委在1932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对肃“社党”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接着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再次总结了肃“社党”的沉痛教训，并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制度、司法制度，稳定了苏区的革命秩序，使肃“社党”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也采取坚决的措施制止了闽西、赣南的肃反错误。
中央红色交通线由周恩来亲自设计、组建，从1930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护送了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刘伯承、肖劲光、李富春、李克农、聂荣臻、张爱萍、左权、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六如、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伍修权、王首道、瞿秋白、祝志澄、王盛荣、欧阳钦、戚元德、陈彭年、吴芝圃、钱之光、毛泽民、钱希均、阮啸仙、吴亮平、蔡畅、邓颖超、邓小平、刘少奇、张闻天、李维汉、李德等200多名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到苏区；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向苏区输送了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甚至还有白区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及书籍等。
由于战争环境的险恶，上海通往全国各苏区的交通线大都被敌人截断和破坏，唯独这条由周恩来亲自组建的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这条交通线长达数千里，途经香港、汕头、大埔等地，这些城镇遍布特务，所经交通要道岗哨林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戒备森严，社会地痞、市井流氓横行乡里。但是，红色交通线交通员身怀绝技、智勇双全，魔术师般地如入无人之境，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艰巨的任务，使得这条红色交通线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做到摧不垮、打不掉，安全畅通达五年之久，能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作为主要奠基者，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红色交通线上英勇的革命群众们。建国后，周恩来到广州、福建视察指导工作时，联想起从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情景，高度赞扬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革命群众为中央苏区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称他们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无名英雄”。
(本文作者分别系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科科员、研究一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