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原因分析的文章，题目往往以还原真实历史来吸引人，但遗憾的是并非如此。作者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古讽今。但是这种借“历史”或借“名人”、“名校”等等的手法，徒能专人眼球而已。缺乏了真实和理性的基础的任何东西，只能是误人误国。
自清末西风东渐以来，国内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从僵死的“考据”开始了理性的思考，遗憾的是，这种思考的模式带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用历史事实去迎合其预设观点；在其过程中，符合其观点的事实被接受，不符合的则被质疑，并通过所谓考古手段“澄清”事实。一个例子是将先秦社会硬生生划入“奴隶社会”，无端质疑炎黄至夏时期的传说历史，将一个存在严重逻辑问题的“竹书纪年”奉为比“史记”更可信……等等。中国若要从历史看望未来，就必须抛弃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和分析方法。
笔者认可一种物理历史观，即：历史虽然是人为，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但人类社会毕竟是一个物理系统，其发展趋势必须符合基本的物理学过程原理---即热力学原理；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自然趋势，其具体形式和结果具有偶然性，但其发展方向却具有必然性。马克思提出这一必然方向是“生产力增加”，这符合熵增加原理的方向。但仅仅符合熵增加原理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热寂”---即人类社会在自毁生存环境后的彻底崩溃。这不应是人类的未来。
幸运的是，“生产力发展方向”只是决定历史的因素之一。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命系统都是个非热力学平衡的“耗散结构”系统，具有强大的负反馈和再生机制。因此，人类社会过程，如同化学震荡反应一样，其自然过程必然是不断的建设-毁坏-再建设-再毁坏的朝代更替过程，除非人们觉悟了其中的原理，自觉抑制自己无限发展的欲望---即具备了完善的道德。事实上，个朝代延续的长短，正是和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限自己的权力是成正比的。
现在回过来分析朝代更替的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秦汉以前，中国是个封建制---诸侯共和--社会，其朝代更替的形式是“革命”。革命后的新政权在信仰理念上和旧政权一脉相承而有所进步。所以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有“周易”。而汉以后，中国变成为中央集权制社会，其朝代更替的形式“倾覆”---或是来自底层的“造反”或是外来政权的“入侵”，或是两者兼有。当然，汉以后也有零星的“革命”发生，如王莽的“新”朝、东汉-魏-晋之间的所谓“禅让”和朱棣的“靖难之役”。总体上，汉以后的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是社会系统的完全崩溃，新政权从一片白地上产生---虽然这个政权从结构上和旧政权基本类似，但本质上既没有继承、也没有创新。所以，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日趋保守、封闭，也就因此逐渐落后于西方。
其次，无论是先秦的“革命”还是后世的“倾覆”，改朝换代的发生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民不聊生”---这是决定旧政权灭亡的关键原因。夏桀时，百姓发出“时日谒丧，吾与汝皆亡”的呼声，催发了“商汤革命”；清末时，满族贵族对立宪的愚蠢行为，导致了朝野对清廷的彻底失望，于是一队小小的学生兵临时发动的“武昌起义”迅速导致了全国的连锁反应，而几个月前，准备更为充足的“广州起义”却惨遭镇压。可以看到，旧政权的崩溃并非完全由于无能和衰败，而是“民心”的相背变化。
那么，导致“民心”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会将之归结为社会系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只是一种主观的逻辑推断。有几个事实是：
社会生产力其实在不断的发展，在许多朝代的中晚期，经济水平其实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改朝换代后，社会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换代后的初期主要是生产力的恢复而非进步；
许多朝代的末期，都有自然灾害造成了农民造反---民变或者外敌入侵。但是类似的灾害和外患在王朝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在末期才激发不可收拾的民变或入侵。因此，唯生产力论是一种想象。不是老百姓一饿肚子就想造反，也不是落后就会挨打。而是朝廷的制度和作为导致了民心或外心的变化，在适当因素下激发了民变或入侵。
民心的变化应当从社会的构造变化寻找答案。众所周知，一个稳定的建筑首先应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在其之上逐渐加盖高层结构；从底层向上，高级结构的数量逐渐减少，形成类似金字塔的结构。对于社会来说，平民或者中产阶级就是一个社会建筑的基础，一切高级的社会组织都是在平民的基础上建设。低于平民的阶层如贫民和奴隶等，他们是社会的沙地，而不是社会的基础。所以，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并不存在，因为底层为奴隶的社会根本不会稳固；这种社会即便内部没有奴隶暴动，一旦遭遇外部的入侵便无力招架。
中产阶层的稳定存在需要一定的维持条件。按照热力学理论，任何平衡或稳态都是动态的存在，取决于生成和转化速率的均衡。对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层不是天生的，而主要是从作为“沙地”的贫民产生，少数从高层社会坠落而来。因此，庞大而稳定中产阶层需要两个机制来维护：有序的底层社会上升机制和高层社会的退出机制。良好社会的上升机制应当具有多样性。此外，良好社会也对上层社会有必要的限制机制，以控制上层结构的数量并防止两极分化发生。这样的良性社会从经济人口的组成上是橄榄形：少量的平民和富人、官僚，多数自得其乐的中产阶层；而在热力学结构上，则构成一个完美的金字塔形状。这种良好社会是一种耗散结构，需要有清醒意识的统治者去维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这种良好社会系统可因两种原因所破坏：
社会阶层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性的丧失，导致中产阶层逐渐减少，形成两极化的社会结构；
“丛林法则”失控成为社会的主流方式。“丛林法则”可为社会提供一种有效的快速上升机制，但是在丛林法则之下，一部分人的上升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下降为代价，形成两极分化。此外，“丛林法则”不择手段会催化贪腐发生，加强社会阶层的固化作用。“丛林法则”作为多样性上升机制的一小部分，对社会无妨。但一旦成为主流的方式，则会迅速破坏社会的中产阶层。不论哪种原因都会最终导致中产阶层的大规模破产，形成社会的“民不聊生”状态---并不一定是指没饭吃、没衣穿的状态。只要“民不聊生”存在，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外患或民变，就会造成旧政权的迅速瓦解。
笔者无需一一分析历朝历代的具体情况。任何导致中产阶层破坏的时期，必然跟随了一次改朝换代的过程。即使这种导致中产阶层破坏的动机是良好的，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铁腕反腐，几次大规模“诛连”和“瓜蔓抄”，导致“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这为其孙子建文帝朱允炆的覆灭埋下伏笔。
维护社会的上升机制，需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维护社会公义的工具中，教育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手段。真正的教育，在于提升人的素质和发展潜力；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科举”是专制政权为了一己之利而设计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在公平选拔政府有用人才的意义上，非常得力。但是，在维持社会结构的角度上，则是严重的弊大于利。因为，科举制度将社会上升机制变得单一化，使得上升机制变得异常脆弱，这在政权百废待兴的初期还不会影响，而在社会机制逐渐成熟的后期其恶果会逐渐显现。特别是，科举制度改变了教育的属性，使教育成为造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摇篮。这一贻害至今存在。